2009年1月21日星期三

蒋介石的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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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到国民党军队,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怕死的、消极抗日的军队,其实不然!在抗战中,我们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其实打了很多的漂亮仗,凇沪会战就将日军的“闪电”战计划打破的干干净净,日本原说3个月灭亡中国,但是光上海这一仗,他们就临阵三次移将,历经好几个月才打下上海。
    其实,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也有很强的德国制造的武器装备,他们利用这些承受了抗日战场的80%的主战场!
    蒋介石,他在还是爱国的。第一次的体现是印度单方面挺进英国殖民者无中生有的中印“麦克马洪线”,原来这里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印度单方面宣布归印度管辖。印度军队觉得有西方国家撑腰,不把中国放在眼力,占了地方还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100多名,还不停的破坏我边防居民的生产。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出兵作战,结果,进军神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打到了离印度首都新德里20公里的地方,搞的印度要迁都了。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因为年老,而且身体不好没吃早饭,当消息当传到台湾时,蒋介石很高兴的吃了两小碗饭,而且还破例吃了一条小鱼,吃饭的时候蒋介石高兴的说:“看你小瞧我们!”注意,蒋介石用的是我们。可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战胜了蛮夷的印度阿三的时候,蒋介石是很高兴的。不过由于国际影响,我们的军队打到离新德里20公里的地方就撤军了。说是达到了惩罚的目的!但是这个消息又传到台湾时,蒋介石也是在吃饭,他愤怒的摔碎了碗,骂到:“娘西皮,共-匪-!”蒋介石气啊,他气的是为什么打都打那里了,为什么不进首都,逼他迁都,要痛就让他痛上个七、八十年!
    第二次是我们对越南的自卫反击作战的初期,但是如果我们的海军去保护西沙被越南海军占领的部分群岛的话,必须要通过被国民党军封锁的台海国民党区。中共中央就去电要求国民党放开封锁线。当时蒋介石正在看文件,他的秘书将大陆的电报念给他听,问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的回答几乎都听不出来是针对两个军队,而像是一个一样:“还问什么意见,你不知道西沙正在吃紧吗?”就这样,这位秘书急忙的跑去下达命令。但是蒋介石觉得还不够,他命令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开路,将大陆的海军顺利的引出礁石区(毕竟大陆的海军没有在那一代巡逻,不知道那里海域的情况),而且在大陆海军和越南海军作战的时候,后勤的保障很大部分都是国民党完成的。当时越南军队的高级将领感到很奇怪,中国大陆和他们打,怎么国民党也来凑热闹!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很感动,绿色的军装在填装炮弹,黄色军装在抬食物及淡水,而绿色和黄色军装的帽徽和军旗迥然不同。他们永远不明白,我们华夏儿女在紧要关头都会是一致对外的。平时都是勾心斗角,但那毕竟是我们兄弟间的矛盾,兄弟间的矛盾是永远不需要外人来插手的!
    第三次是1976年时,蒋介石传出话,有想法想当台湾省的省长。其实这也是老美逼出来的。老美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老蒋在台湾独立。但是蒋介石的话是这样:“哪个敢要我们分裂,我就是打都要把它打回来!”蒋介石和大陆只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但是还是爱国的!结果蒋介石言出必行,想当台湾省省长。但是,还没到大陆谈判的时间,他就因为车祸住院,最后在医院病逝!
    蒋介石的一生杀了很多的共产党的有志之士,说实在,那也只是两个政权的权力争夺。但是对外,蒋介石好不含糊。只是在抗战的时候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是错误的!但观每次中华民族的外族入侵,我们的华夏儿女每次都是先团结抵御外敌,后在解决内部纠纷!这是我们华夏儿女的优秀品质。




蒋介石的申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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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死后,因“反动派罪”被打进地狱,在黑暗里不知呆了多少年月。一天,地狱里各牢房都装了卫星电视,可以看人间的新闻了。蒋介石看了一段时间,越看越觉得自己冤枉,决定申诉,就给阎王写了一篇申诉状。等到阎王接待日那天,就当堂申诉道:


   清正廉明的阎王陛下:


  我冤枉死了,请陛下为我做主,昭雪我的冤情!


  我叫蒋中正,字介石,几十年前因“反动派罪”被打进地狱。本来我一直认罪服法,真心悔过,可是近来看了电视,长了见识,我才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最英明的,最正确的,具有超前的远见卓识,现在人间正完全按我以前既定的路线走,我何罪之有?


   我那个时候,世界还没有全球化,还没有开放之说,我就率先开放了。不要说沿海的上海、青岛,不要说内地的南京、北京,更不要说边远的东北、西南,哪里不是外国的市场?深度和广度,又岂是今天能比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造不如买的道理,国内的汽车、飞机、自行车、留声机、照相机等等,都是买来的,我们没生产一件,眨眼就使我国人民有轿车坐,有飞机乘,生活水平赶上了发达国家。那时也有抵制日货的,也被我打了下去。


   要说招商引资,也是我的发明。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被我招来了,都在我国开矿建厂,遍地开花;有合资的,也有独资的,那个时候,我就把中国成功地搞成了世界的加工厂。要找证据,我也有——《包身工》可以为证,它就取材于日本在中国的一家独资企业。


   要说市场经济,我那时搞的就是市场经济,比今天的还正统,还标准,还自由呢。而且我那时实行的也是先富带动后富的措施,只是没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就身体力行,我居四大家族之首。再拿我的牢友刘文彩来说,他就是我那个时候四川地区的一个致富带头人,在当地农村中,生活水平率先奔到了小康,我曾多次接见他。阎王您如果不信,可以传刘文彩来当庭作证。


   (阎王听到这里,说:“好!传证鬼刘文彩上堂!”不一会,刘文彩到堂,跪下。)


   阎王问:“刘文彩,你是四川的致富带头人吗?你要如实回答。”刘文彩答道:“小鬼正是。那时多亏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我艰苦奋斗10年就富了起来,办了十几个工厂,提供了500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为国家创税40万大洋,贡献GDP1000万大洋,多次被蒋委员长接见;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我在我们区第一个买了轿车,还是美国产的呢;我还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经济名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十大创业能手’‘全国十大贡献标兵’等二十多个光荣称号,还有烫金字的大红证书呢。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把我打成剥削阶级,把我的财产都没收了,还把我打进了地狱。我开始本来也服罪,可是最近看了电视,我也要伸冤哪。请阎王把我和蒋中正的事一起给办了吧。”


   (阎王说:“本王心里有数,刘文彩签字画押,回去吧。”又转脸对蒋介石说道:“虽然你搞的那些,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可是你那时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分化悬殊,许多孩子连学也上不起,到处乌烟瘴气,你也脱不了干系,而且你也太独裁,听说你连宪法允许的正常的游行示威都不允许。”蒋介石答道:“阎王,这些也正是我要申明的,请您接着听。”)


   要说我那时贪污腐败严重,这个我承认,不过我也下了狠力气治了,再说现在……要说那时娼妓多如牛毛,但是现在……要说那时贫富分化悬殊,可是现在……要说那时假冒伪劣多……要说那时犯罪率高,人民没有安全感……要说那时我不允许游行……要说有孩子上不起学,可是我那时毕竟还是有很多不收费的国立学校。


   所以,总起来说,论功,我不比他们的小;论过,我不比他们的大;论创新,我是鼻祖;论路线,实践检验我的是正轨,我那时的政策是真正超前的英明之举,要以理论来称的话应该称为我蒋介石理论。那时他们看不懂,但是他们在走了一段弯路后,终究还是回到了我的正轨上来了,完全按照我的路线走,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打倒我,没有理由给我加这个“反动派”的罪名,请阎王给我平反昭雪啊!另,我还想请阎王替我查明,有人偷了我的设计书,冒充设计师。


   申诉鬼: 蒋中正


   驴年马月己丑日


  (阎王听完,说,汪精卫才冤呢:明明是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却成了汉奸,明明是在响应创建“和谐亚洲”(大东亚共荣)的号召,却被打成卖国贼,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要不要平反昭雪啊?


   当即批示道:“冤情确实,理应平反,然这个口子不好开,故平反之事,须等等再决;偷你的设计书之事,不成立,暂不立案。”)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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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述评


                        曾景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陆正面战场研究起步较晚,真正从学术上取得进展,大致可以说是近20年间的事。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的发展情况对今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不无助益。本文就此所作论述,因为篇幅限制,不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学界指正。


                  一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概况


  1949年以后的30年内,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缓慢。比较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还有一些进展,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极端漠视。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一些省市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史料整理处选编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公布了部分档案资料,为正面战场研究提供了参考史料。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著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史实和战绩基本不提,连现代史通史性著作也概于贬斥。如有的著作论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时,其基调为:国民党实施“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战场上不断大溃退。就学术研究而言,直至70年代末,大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直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方针后,学术界才逐步恢复生机。随着逐步摆脱以往“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一方面史学界开始敢于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研讨,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要求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举措进行比较公允的评断。8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学术领域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陆续有所刊布,研究领域广为开拓,论著大量涌现,新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争鸣,学界现在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较20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面战场研究比较活跃,进展比较突出。
  在史料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资料选编,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局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一三抗日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南京市政协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回忆资料,出版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中原抗战》、《晋绥抗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等;还有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编《川军抗战亲历记》、政协广西区委编《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民革武汉市委编《热血报中华――武汉民革成员抗战回忆录选编》等;一些原国民政府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不少关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内容。《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重庆市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与研究》陆续刊布有关的档案资料。80年代起,除发表大量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论文外,抗战史著作以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为代表,开始对正面战场作研讨。其后,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王辅《日军侵华战争》,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等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等主编)、《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等主编),罗焕章、高培主编《中国抗战军事史》,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杨克林、曹红编《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等,都分别花了不同比重的篇幅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正面战场抗战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同时批评其反共和“消极抗日”之一面。专门记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开始有郭雄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陈小功的《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小册子,其后出版了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马振犊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后改名为《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等专著。其他还有一些记述正面战场个别战役的专著。此处不一一述及。
  在80年代、90年代举办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研究抗日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中,对正面战场抗战的研讨和评价往往是学者们最注目的热点之一。围绕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如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武汉抗战、台儿庄大捷、滇缅战场等,都举办过专题学术研讨会。不少学术研讨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参加,进行学术交流,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台湾保存了不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史料,台湾刊印的史料和发表的论著是大陆学者研究正面战场的参考资料重要来源之一。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秦孝仪主编)和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台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等,都为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著述经常参考。80―90年代大陆翻译了日本刊印发表的太平洋战争史资料和著作。日本一些战史资料著作和日本侵华战犯的回忆录,对研究正面战场敌方日军的战略战役部署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美英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资料著作和回忆录等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加论述。


                  二 局部抗战诸役之研究


  作为中日两国间之一场战争,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就开始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从“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过多次对中国军队的进攻,中国军队也断续进行过正面抵抗。由于这些战事就中日两国间来说尚只具有局部性,并且不是连续发生的,故这一时期中抗日战事被称为“局部抗日”。局部抗日阶段先后发生过九一八事变、“江桥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日和绥远抗战诸役。局部抗战诸役理应包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范围之内。
  过去,对于局部抗战是忽略不提的,而集中力量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80年代以来,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由“安内攘外”妥协退让向坚决抗日的转变过程进行研究,现在对国民政府军队局部抗战和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已作出肯定。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一方的不抵抗方针,过去简单的认为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尽管现在有的学者仍持此说法,但一些学者提出:现在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明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有些回忆也难以凭信。有的学者指出:过去用以阐述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证据,均为蒋处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方针,而不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的命令,张学良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基本态度大体相同,张学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从蒋张关系看,如张不同意蒋的方针,张可以不听蒋的命令奋起抵抗。后来防守锦州时,蒋与南京数次令他抵抗,他却悄悄撤兵就是一个证明。蒋张不抵抗的认识根源是,事变之初他们以为是日军挑衅行为,未能判断出是日本侵吞整个东北的开始,还图谋以外交交涉解决(京中:《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俞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江桥抗战,李杜、丁超在哈尔滨和东北义勇军在东北各地的抗战活动,学者们均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1932年淞沪抗战,过去简单说成是十九路军孤军抗日作战,因国民党政府加以破坏使十九路军撤退而告终,现在学者们分析说: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不同。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抽调第五军增援淞沪,但仍以抵抗求妥协(金再及:《南京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对于长城抗战中各参战部队官兵英勇牺牲守土抗战的精神,史学界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指导方针,观点有所差异,有的著作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战。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有的著作则认为,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期望阻止日军前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5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有关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活动,一些论著论述冯玉祥不顾国民党政府中央的阻拦,与共产党联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察东战役的情况,强调中共组织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其中进行领导,而国民党政府中央施以压迫,导致冯玉祥辞离,同盟军瓦解的结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280―296页)。
  1936年11月中旬―12月上旬,绥远抗战取得红格尔图击敌和收复百灵庙的大捷。有的论著突出此役系傅作义指挥取得的胜利。有的论著分析认为,绥远抗战格局的显著特点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三位一体的抗战局面,晋绥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晋绥军(傅作义)是这一格局的基础,蒋介石支持这一抗战,中央军是这次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第389―391页;余子道:《绥远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三 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研究


  从卢沟桥抗战到武汉会战结束,为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军举行多次战役抵御日军进攻,不过每次战役最终均以撤守退却而告结束。过去大率以军事溃败丧师失土一言以蔽之。近二十年研究中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开始作出比较积极的评价,同时亦进行严厉的批评。一本权威的中共党史著作写道:“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0年代一本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认为:“中国军民的战略防御,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关于中国‘不堪一击’的政治宣传……中国军民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防御作战,使敌人损失兵力七十多万人,在军需补给上也发生了严重困难……打破了日本侵略当局在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使其侵略计划屡屡落空。”(何理《抗日战争史》第120页)另一方面,战略防御阶段,大片国土沦丧,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外,虽然一部分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整个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和退却,基本上是被动的、无计划的和混乱的,在很多情况下,简直就是溃败逃跑”。(122页)就军事战略方针而言,“也犯了严重错误”,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125页)。同时将战场重点选择在上海,几乎举全国主力于上海进行上海会战,削弱华北抗战力量“造成了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128页)。“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中国军队的正面阵地防御遭到了严重失败,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对于战略防御阶段历次重要战役的过程、战略指导、战役指挥,许多论著均有不同程度的研讨。有关卢沟桥抗战的论著较多,着重揭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一士兵失踪为借口蓄意挑起战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在卢沟桥事变问题上制造的“偶发论”和中国打第一枪的谬论;并论述了中国第二十九军所部英勇抗击日军进攻,和日本施展缓兵之计,以“现地解决”麻痹冀察当局,待援兵大至,突然进攻,致平津迅速沦陷的过程。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冀察当局处理事变的态度,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双方的态度都是“比较游的”(何理书第60页)。近几年对此有进一步的研讨,认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蒋令二十九军全部动员,调兵增援华北,全军准备动员,各地皆令戒严,准备宣战,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主战态度。“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涉的”。不过在中央统帅部内部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一方和以徐永昌为首的主和的一方(李华兴、杨宏雨:《卢沟桥事变:历史的转折点》,《史林》1997年第3期;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杨立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对淞沪战役的研讨深入到战略指导方针的层次。关于战役发动,过去均指为日本在上海主动发动进攻。现在一些学者指出: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作为导火线的“虹桥机场事件”是由日军挑起的,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决定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或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张振:《淞沪抗战中国主动的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有关国民政府指导淞沪会战有无引敌南下,从而使日军的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企图,学者们开展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后(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但有的学者认为:战役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力逐步集中到了淞沪战场,把侵华日军主力吸引了过来,淞沪战场实际上取代华北战场成为日军侵华和中国抗战的主战场。这改变了日军进攻方向。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担心敌军南下夺取武汉,而谋以扩大沪战牵制之(张振文)。淞沪抗战“改变了日军侵华路线。这一成功之举无疑对日后我方的抗日正面战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的日本原定由北向南进攻的战略轴线并不存在。蒋介石固然担心日本的南下方案,但其基本判断是日本以上海、南京和长江为主攻方向,并作出相应部署。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和长江一线的顽强抵抗,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挫败了其沿长江西进的既定战略(徐勇:《日本既定侵华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晋北抗战,许多著作突出平型关伏击战歼敌取得胜利的重要作用,强调忻口战役中第十八集团军编入忻口作战的战斗序列,朱德、彭德怀担任右集团军指挥,中共积极向阎锡山提出作战建议,和十八集团军各师在敌侧背伏击袭扰的作用,称此役为“国共合作两党军队协同作战的典型一役”(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对于此役国民政府军英勇作战和郝梦龄、刘家骐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作了积极肯定。
  许多论著对台儿庄之战取得的胜利作了充分肯定。对于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起迄时间(实际是两者包括的范围)的看法差异较大。有主张台儿庄战役从池淮阻击战开始(1937年12月),包括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保卫战取得大捷,直至3月15日停止追击止(韩信夫《台儿庄大捷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主张将台儿庄战役包含于徐州会战之内,将徐州会战定位为从1937年12月15日起至次年5月(徐州撤退),中日两国军队争夺徐州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包括津浦路初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战三个阶段(王桧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书》第6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抗战史著述中对台儿庄之战有称为会战者,有称为战役者,也有称战斗者。这涉及军事学上会战、战役、战斗等范畴的理解和运用的问题。看来抗战史研究中还须对军语的使用进行规范。
  对于坚持四个月之久的保卫武汉的大会战,除了个别著作指责国民政府军队“判断失误,部署不当举措不力”,“分兵把口,消极应付”,“处处薄弱,罅隙百出”(张宏志:《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第258页、第294页,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外,绝大多数著作对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沿长江两岸抵御日军进攻都作出积极评价。如指出:“敌我双方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损失都比较严重。中国军队在局部地区对敌人进行了有力抵抗,给敌以重创。”(何理书第107页)此战“毙伤敌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202页)。


                  四 抗日战争中期正面战场研究


  有关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对武汉失守前为战略防御,武汉失守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殆无疑义。惟武汉失守后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划分为两段还是三段,史学界观点不统一。笔者以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国独立抗日转变为融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太平洋战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而以中国远征军援缅作战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又出现西线滇缅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由此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比较相宜的。因为战略反攻阶段时间很短不太彰显,附入其后一阶段。这样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划分为前中后三期。从论述布局的角度看,这恐怕也是允当的。
  以往对中日战争进人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抗日态度的分析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基调,指其偏安西南西北喘息,等待国际力量(主要是英美)解决中国抗战。80年代有的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以后在正面战场上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避免大战,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第6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近十几年对抗日战争中期的正面战场研究有较多推进。
  有三点情况可以说明,对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是否消极抗战,学者们在作新的思考。其一,或许是为了圆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说法,有些论著重新肯定论证中共中央一度曾作出的判断:武汉失守不是战略相持阶段的起点,而只是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开始。不过,有的文章考订,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确曾认为当时处于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的时期,但1941年5月以后即认为,武汉失守起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田江:《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起点问题的再探讨》,《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孟国祥:《试述中国共产党对相持阶段到来的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其二,学者们论证,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并未“消极抗战”。有的文章提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对日作战是积极的。这期间,组织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共九次大规模战役,占整个抗战期间22次会战的41%,其中有些是抗击日军局部进攻,有些是国民政府军队发动的对敌攻势作战。大多数战役取得积极战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发起攻势作战(尽管是局部攻势),是难能可贵的(江于夫:《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尤其是对1939年11月―1940年3月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许多论著都作出积极肯定。有的著作说,中国军队以80多个师,在正面战场进行攻势作战达三个月之久,地域遍及皖南、赣北、湘北、鄂中、鄂北、豫南、豫北、绥西,共毙伤日伪军数万人,对日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李隆基、王玉祥主编《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301―3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有的著作则说:此役“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消耗了敌军大量兵力”,但“此役并未达到扭转正面战场和收复失地的战果,自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刘大年主编《中国复兴枢纽》第168―169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
  其三,有的学者所举第二战区开展冬季攻势的同时发生了“晋西事变”例子说明,抗日与反共并非绝对排斥的:“阎锡山在参与反共的同时,没有完全停止抗日。‘冬季攻势’时,二战区不仅部署了对日作战,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战绩。”(雒春普:《阎锡山与第二战区的“冬季攻势》,《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学者们对抗日战争中期战略指导方针和部署开始重视。如有的论著专列一节论述“中国抗战第二期战略方针及部署”,论述南岳会议及有关抗战的方针和部署,对其方针的评价是:“提高了军民对抗战的认识,坚定了必胜信心”,不过“包含着抗日和反共的双重意义”(《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11―20页)。有的著述认为,南岳军事会议注意游战争的作用,正面战场主力部队虽要求发动有限攻势,但侧重于整训部队,决定分期轮流整训,现有的部队三分之一配备敌后担任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抗敌,三分之一抽调到后方整训,对此评价是:上述的指导方针和相应的各种军事计划无疑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贯彻始终,在反共逐步加剧的情况下,其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425―426页)。对于抗日战争中期具体战役的战略战术指导经验教训的总结,各种著述说法不尽一致,或各有侧重。如对南昌会战有的著作认为,南昌失守是因为罗卓英指挥失误,第三战区未遵令早日集结兵力;反攻南昌战斗则为蒋介石等战略意图失误,血战一场收效甚微(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168、174页)。有的著作则列出《军委会桂林行营关于南昌会战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所述中国军队过失的要点均为战场临战指挥方面的问题(《坚持抗战苦撑待变》第266页)。


                  五 抗日战争后期正面战场研究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与盟国对日战争互相配合直到战争结束,正面战场历经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常德会战、缅北滇西反攻作战、鄂中会战、河南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诸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情况及其变化比较复杂,既有原先战线中日两军的继续对峙,又有滇缅战场新战场的开辟,既是总体敌我战略相持,又有局部的战略反攻,既有国土的丧失,又有本国和邻邦国土的收复。对这一阶段正面战场的研究,取得不少新的认识。
  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许多论著都充分肯定了它的作用和意义。正当日军在南洋节节胜利之际,它却在湘北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有的论著说:“长沙战役的胜利对国内军民,特别是正面战场的抗日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此前后,各战区都不同程度向敌军展开了出击。同时长沙战役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支援了英美军队在南方的作战。”(何理书第286页)
  对于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和1943年10月―1945年1月缅北滇西对日反攻,有不少论著进行研讨,特别是分析盟国之间在联合中又存在利害矛盾和分歧:第一次缅甸战役中,除了日军在军事上明显占优势外,中英美各自作战目的不一致,相互不信任和各行其是,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发动一拖再拖,责任主要在英国方面。滇西缅北反攻全歼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重创其第二、第三十三两个师团,打通了中印公路,取得了重大胜利,对于盟军对日全线反攻的支援作用不可低估。此役中国军队不仅为打败在缅日军付出了重大牺牲,而且因致力于缅战而使国内付出了重大代价(指豫湘桂败退)(张力、陈廷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对于1944年正面战场的战局,过去均以豫湘桂战场大溃败加以概括。现有些学者分析: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没有达到摧毁美军空军基地和压迫中国政府投降的目的。对1944年―1945年战局不能因豫湘桂局部失败掩盖中国军队同时期反攻敌后和西南方向胜利的事实(贺新城:《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刘五书:《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有的学者说,1944年正面战场事实上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西两线得失看,整个正面战场还是得大于失(温锐、苏盾:《重评一九四四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对于1944年常德会战,虽然常德遭到沦陷,但常德守军英勇顽强地抗敌,在一些论著中也得到了肯定,它们记载了常德外围第一○五师师长顽强抗敌战死,常德城守军中第五十七师与敌血战,顽强抵抗,战状无比惨烈,指挥员伤亡达95%,后勤兵员亦全部参加第一线战斗,后坚守城内的部队全部牺牲。待至各路援军到达,发起反攻,终于收回失守六天的常德。日军伤亡严重,全线退却(《中国复兴枢纽》第270―271页)。
  有关1944年豫湘桂之役败退过程,一些论著对过去研究中忽略之处进行补充研讨,如有的作者论述到河南战役后期(1944年6月上中旬)中国第一战区和第八战区部分部队在豫西山区的陵县、灵宝、阌乡一线与沿陇海线西进的日军展开过激战。这次灵宝战役“阻击了日军西犯潼关威逼关中的攻势,从而稳定了西安和大西北后方”(赵可:《灵宝战役述评》,《抗日战争研究 》1996年第4期)。许多论著对长衡战役方先觉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城四十多昼夜作出充分肯定。有的学者提出,长衡战役包括第一阶段(长沙攻守),第二阶段(衡阳攻守),但第二阶段并不以衡阳失陷作结束。中日军队围绕争夺衡阳,在湖南中部、东部作战,连同衡阳保卫战、衡阳解围战和茶陵反攻战、双峰作战共四个战役。8月8日衡阳失陷后,蒋介石并未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参战各军也未停止8月2日开始的攻势作战,历时70余天的茶陵反攻战至9月初告终,长衡会战才告结束(柯育芳:《论长衡战役第二阶段战役――从长衡会战结束时间角度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日本军队“一号作战”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过去对黔境正面战场作战未见有专作研究者。现已有专文论述:国民党政府提出“确保黔边,屏障陪都,相机击破敌人”之方针,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来进行保卫,以捍卫陪都”,造成日军重大伤亡。日军孤军深入,兵力单薄,故其进攻迅速,撤退也迅速(李刚:《豫湘桂会战之黔南作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六 中国空军和海军抗战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应包括空军和海军抗战,但过去这方面内容一直阙如,近十多年空军海军抗战的史实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出版有资料,发表了一些论著。有的抗战史著作专列一节记述中国空军抗日情况(《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281一291页)。
  关于中国海军抗战,许多著述中都论及以长江为主要战场的作战。有的学者将海军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先是在下游配合淞沪战役进行江阴阻塞战,继则在中游马当、湖口、田家镇进行保卫武汉的作战,第三阶段,在长江中游以水雷封锁拱卫陪都重庆,同时在下游开展敌后布雷游击(苏小东:《中国海军抗战评述》,《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另有文章分析海军抗战的战略战术说:中国海军抗战先采取的是攻势防御,协同陆军攻击由海口登陆之敌,同时封锁围歼中游的敌舰,但沪战发生,封锁长江计划被泄,围歼计划落空。故整个抗日战争中海军实施的是守势防御。作战形式是沉船阻塞战、水上袭击战、水上封锁战、布雷游击战,就战术言,这是抗日战争“持久消耗战略”在海军作战中的具体运用(苏小东:《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武汉会战期间,著名的中山舰英勇抗击日军侵略,在金口被日机炸沉。1997年1月28日,沉没江底60年的中山舰被打捞出水。1998年10月武汉市举行了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空军实力与日本相差悬殊,但中国空军勇士仍在长空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搏战,许多空军健儿血洒长空为国捐躯,不少抗战史论著和抗日英烈录记载了这方面的事迹。抗战开始,中国空军取得一些战果,但“战果与消耗俱增”,“陷入艰难困窘”。1938年靠苏联航空志愿队的支援,在武汉、南昌与日军展开多次大空战,并远征台湾,轰炸松山机场,在兰州迎战日军轰炸。苏志愿航空队还轰炸汉口日军机场。苏志愿航空队回国后,中国空军又孤立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空军联手,在中国西南部展开与日军争夺制空权的激战,曾轰炸日军在越南、泰国和山酉运城的机场。1943年在鄂西与日本进行空中大会战,从此取得空战主动权,由防御进入进攻(高平平、李雅茹:《抗战时期中日空军争夺制空权的殊死搏斗》,《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有的学者对空军抗战的史实作研讨,修正了长期流传的错误说法。如过去沿用当年的新闻媒体所传“八一四”空战取得击落日本木更津航空队6架战机之战绩的记载。现考订“八一四”空战中,日本出动的是鹿屋航空队,此役日机损毁只有3架(高晓星:《八一四空战史实考证》,《抗日战争研究 》1992年第1期)。许多著作对抗日战争初期,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作了充分的肯定。据有的著作记载:先后来华的苏联空军人员达2000人,牺牲200多人。“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的打击了敌人”。仅1938年l月―10月,中苏空军击落击毁日机264架(《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282―284页)。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空军援华抗日支持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援华抗日富有传奇色彩,有不少论著作了记述。美国空军援华抗日涉及中美关系的起伏,情况比较复杂。有的论文就陈纳德“空中战略”的遭遇作了评析:陈纳德把对日军发动空中攻势作为他在中国的首要目标。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希图使美国空军成为中国战场的主要力量。史迪威则把空军看作地面作战的辅助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月,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在中国和缅甸上空取得了显著战绩。蒋介石支持陈纳德的主张,马歇尔站在史迪威一边。罗斯福一度支持陈纳德。随着美军在太平洋越岛作战成功,确定“对日作战将主要在太平洋上进行,而在中国进行的空中攻势黯然失色”。“由于太平洋战略的确立,和中国战略地位的下降,罗斯福对蒋介石态度的改变,陈纳德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势的希望终成泡影”。围绕陈纳德的空战计划的战略分歧,由于中美之间的盟国关系,“这一原来纯粹的军事问题,就与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了”(金光耀:《试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


                  七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宏观研究


  对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抗战史学界从宏观角度也研究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指导方针
  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有的学者对此作论证说:持久消耗战主要是“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等组成的”。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逐步耗散敌力,积累自己的力量。实施方针为“积小胜为大胜”。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表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国情及其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抗战是长期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持久的战略方针,通过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过程,从战略退却转到战略反攻,去争取抗战的胜利。”这个战略方针包含着错误的一面,这就是:持久战略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依赖外力取胜,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形式。这些错误造成了战争初期正面战场过快、过多和过大的损失,在相持阶段消耗作战倾向逐步占了主导的地位,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严重失败(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有的学者对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方针作比较,认为: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运用两方面的内容,动员全社会最大力量持久消耗韧强不屈地坚定抗战,最终拖垮日本侵略者,是其最高目标。其具体运用为12个字:“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这一战略运用有成功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术所致。中共持久战略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确定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外线速决战”的作战方针,把握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它比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高出一筹”(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二)战略阶段的划分
  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略阶段的划分,学者们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有所讨论。一是战略阶段划分的层次。有的学者提出:抗日战争中敌我攻防的阶段划分应分两个层次:一是战略总态势,中国只有战略防御,而无战略进攻;一是战争总态势中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抗战分三个阶段:“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战略相持”,“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李继华:《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和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对于此说战略阶段划分中的阶段名称有的学者持不同意见。
  二是关于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有学者主张,1938年11月至1940年夏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1941年至1945年8月才是“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有的学者认为,武汉失守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武汉失守到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为战略防御的第二个阶段。1939年的湘北大捷至昆仑关对峙,日本战略攻势停顿,抗日战争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隆武华:《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但绝大多数学者对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认识一致。有的学者分析,武汉失守后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并不存在,有的学者考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一度认为武汉失守后进入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但后来即认为武汉失守即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引田江、孟国祥文)。
  三是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长期以来史学界均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现在仍有坚持这一观点者。但近几年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初起除敌后战场外,中国军队在缅北滇西等战场上已进行局部反攻。只是由于中国海军空军力量薄弱,反攻主要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复失地和配合盟军作战。(前引贺新城文)有的学者认为,1945年4月以湘西战役为起点,向日本展开了战略反攻。(前引刘五书文)或认为,抗日战争与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概念不同。1945年春夏老河口、湘西两大战役形成反攻,8―9月则为全面大反攻,并延续到9月2日、10月10日,乃至年底(苏盾、杨静:《再论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安徽史学》1997年第4期;李继华《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针对以往贬低正面战场抗敌战绩和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分割开来的倾向,一些学者指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相配合。在战略防御阶段,两个战场主要是战役配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个战场是战略配合(阮家新:《关于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再探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徐焰:《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许多论著强调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作用,现在也有论文论及正面战场主动与敌后战场作战相配合,如统帅指挥机关(蒋介石、阎锡山、卫立煌)曾下令部署配合百团大战的情况(刘贵福:《国民党军队对百四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孰为主战场,在有些学者中间发生争论,对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为主战场没有异议,但进入相持阶段后孰为主战场则意见颇见歧异,有谓敌后战场为主战场者,有谓正面战场为主战场者。现在有的著作避开孰为主战场的提法,而说“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抗日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显著”(《中国复兴枢纽》第4页)。
  (四)正面战场的军队
  对正面战场军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不够的。已有论著涉及正面战场军队、国民政府军事机构、战区划分等,对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活动述及较多。其他多为论述地方势力军队如桂军、川军、滇军开赴前线英勇抗日事迹,以及地方势力军队与中央军队关系等情况。有论者认为: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拥护蒋介石一致抗日,比较团结,蒋借抗日之名分割使用各地方军队,或拉拢监视力图削弱。地方势力则进行抵制(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五)正面战场与盟国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战局与盟国对日政策和战略方针的关系,抗战史论著一向对于苏美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比较关注,对苏美等国援华抗日的活动,包括军火、飞机、派遣空军人员、派遣军事顾问等都有不少论述。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与盟国军队共同抗日过程中,与英美矛盾,从战史或中外关系史角度均有研讨。其间还发生过突出的史迪威事件,它一度是战时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


               八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之思考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正面战场的研究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距全面真实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尚有相当路程。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说,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值得思索。
  第一、关于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
  现在人们习惯地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分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实际上这两者是就抗敌所处战线和区域而划分的,从总体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中国战场。正像有的学者所说:不能把抗日战争看成两国三方的交兵,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进攻的战争。有关正面战场地位的评价,说穿了也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评价。显然,在中日两国交战中,国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并没有真正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着部分军队和根据地,并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但在名义上,它统属于国民政府之下,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和摩擦。因此,日本进攻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它对敌后中国军队扫荡清乡作战不仅规模远不及正面战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而且目的仅限于巩固占领地。它要解决“中日事变”,主要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它妄图以武力进攻,逼其投降。战争初期逼使国民政府由南京而武汉而重庆撤退,战略相持阶段多次战役进攻,寻歼国民政府军队主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缅滇进攻,东西夹击,使国民政府腹背受敌,后还曾妄图实施进攻四川计划,在在都是妄图消灭或压迫国民政府军投降。但国民政府并未为其所屈,坚持抗战到底。最后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受降的也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贬损正面战场的地位和战绩,也就必然贬损整个中国抗日战争。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如果要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同时又贬损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这只能是南辕北辙。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
  中国抗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的持久战争,中国不仅在军事上抵御日本的进攻,而且要在政治、外交、经济各个领域与敌周施搏斗,而军事抵抗的战略又与政治、外交、经济的抗日战略紧密相关,互相配合。换一句话说,中国抗日战争运用的是总体战的战略。我们观察抗日战争特别是正面战场作战不能单纯看军事战略,还要研究抗战总体战略,否则就容易陷入片面性。例如,有些学者批评将正面战场军事战略没有以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而单纯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这种批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能否不加分析地一概而论? 比如抗日战争初期,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持续一年二三个月之久,国民政府军队以劣势装备,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进攻,其重要战略意义就是掩护国力西移,为持久抗战建立好西南西北抗战基地。如果指责其过多过大过快的损失,是否允当?事实上在可能条件下正面战场诸如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中也采取过以运动战、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战法。又如,一些论著批评国民政府抗日依赖外援。事实上弱国抵抗强国,不能不争取外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实行“苦撑待变”未可厚非。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苦撑待变”战略就抗战而言,不免带有消极性质,就外交而言,则不失为一明智的政策,因为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弱国,努力获得各种外援是外交的首要任务。“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争取了友邦(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苦撑待变”的结果最终赢得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中国一国孤立抗日的战争转变成盟国一致抗日的战争。
  总之,研究正面战场不能脱离抗日战争总体战略的视角。
  第三、关于正面战场的系统研究
  目前研究正面战场还偏重于正面战场各次战役敌我双方攻守进退的研究,这恐怕是不够的。正面战场研究应是一个系统工程,研究内容至少还应包括国民政府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国民政府军队状况,内部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士气、作战能力、后勤保障等;战地和后方的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供给支援;各战区和各部队包括军种间之协同,各战场之间的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与盟军的关系等。近年有的大陆学者撰述论及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青年军等,这是可喜的迹象(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周春雨:《抗战后期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热潮述评》,《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正面战场研究中还应当重视军事将领的研究。大陆学者只对李宗仁、张自忠等极少数将领的抗战事迹发表过论著。
  第四、关于如何对待有关正面战场的某些传统论断对于既往中共领导人著作中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一些论断,我们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有的论断可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知灼见,有的论断可能是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政治斗争环境的需要而作出的估计和论辩,未必尽合事实。比如,说武汉失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单就抗战与反共的关系而论,这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因为抗战是解决民族矛盾的范畴,反共是解决阶级矛盾的范畴,就国民党政府而言,抗战固然可以联共(不反共),但反共未必不抗战。有反共而不抗战终至投降者,如汪精卫之流,也有既反共而又坚持抗战不投降者,如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揆诸史实,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进行多次会战,有时还主动发起攻势,能说它一直“消极抗战”吗?史学界对国民党处理抗日与反共的关系认识也在逐步变化。有的学者分析说:蒋介石“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而“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对于消极抗战,避战,躲进峨眉山观战,坐山观虎斗之类论断,我们不能据以构成论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历史的框架,而要根据历史史实来检验其是否正确(《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蒋介石一咬牙,一口吃掉了日军一个万人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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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间,日军三十余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奋力向武汉进军,扬言要在一个月内拿下中国抗战临时首都--武汉。消灭战场上的全数国军主力。
北路,日军东久迩第二军团巳突破罗山防线,但在信阳被胡宗南第10军截住,苦战数天,双方死伤数千,东久迩第二军团仍无进展,胡宗南的第10军团还能抵抗几天?也是心中无数,反正是豁出去了。
中路,素称日军精锐的稻叶师团,径大别山,攻占黄梅,广济,田家镇后,眼看武汉在望,可是部队也被国军打得七零八落,不敢再发动进攻,一个劲地向军团部要人,要枪弹,要粮食。第十一军团司令岗村对稻叶的贪婪虽然感到讨厌,但在他指挥的这一路进攻中,稻叶师团人数最少,前进最快,想了想还是补充了两个支队的兵力给稻叶师团,为下一步全力扑向武汉做准备。
眼看进入了九月,日本东京军部发来了电文,指责了岗村第十一军团的进攻迟迟没有进展,如不能切断粤汉路中国守军的退路,势必影响全盘作战计划。这让岗村感到十分窝火,连日来的不停苦战仍无法打破僵局,使得岗村失去了耐心,他恨不得一口吃掉面前这二十多个师的中国守军,直掏武汉。岗村翻开地图,压住火气,细细地看了起来。猛然间他发现中国守军在南浔,瑞武间有一条狭长的空隙,一条巨大的裂缝没有中国守军驻防,他越看心里越高兴,对,就从这条巨大的裂缝中穿过去,插到中国守军的背后,使中国守军腹背受敌,彻底动摇中国守军的防御体系。
岗村一想到这里,立即叫来空军联络官,命令道;立刻派两架飞机,要最好的飞行员,超低空飞行,弄准确这条狭长裂缝的位置和中国守军的布防情况。
空军刚走,岗村又叫来作战课长说;命令106师团长淞浦君立即到军团司令部来。
岗村准备孤注一掷,打中国守军一个措手不及,在德安以西地区决出一个胜负。
9月20日,日军106师团长淞浦淳六郎中将接受如下命令;突破五台岭一线中国军阵地,急速插向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中国守军。淞浦中将受令后,立即返回马回岭前线,下令106师团脱离战线,按拟定计划,调配补充了岗村给他的一个支队精兵,为适应山地作战,快速插进,放弃了战车和携带不便的重炮,用骡马驮装弹药,给养。
9月25日,106师团一万多日军随即向西挺进,其前卫部队很轻松地突破了五台岭国军防线,全师团马不停蹄地向西纵深插去。
德安西北的山区中,道路崎岖不平,有些路段骡马难以行进,还得需兵士肩扛手扶才能通过,白天太阳下一身臭汗,晚上山风一吹又浑身冰凉,日军官兵算是吃足了苦头。这还不算,更加倒霉的是,日军一些小分队拿得不知是哪年的地图,与当地一比面目全非,加之晚上行军受灯火管制,各部队之间常常失去联系,士兵跑得到处都是,淞浦中将为此伤透脑筋。但军令如山,只有迅速插到中国守军后方才能获得安全。淞浦深知这一历害,于是一路上不顾一切损失,拼命向前强行突进。
10月2日,日军106师团巳突进至万家岭,老虎尖,白云山地区一带。在此担任守卫的是欧震将军的第四军,欧震是个十分小心的人,对自己守卫的防区,远距离派出搜索队,近距离则布防掩护部队,这天搜索队的报告引起了欧震的注意,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军插入到这里的会有一个师团一万多兵力之众。欧震果断下令全军转身布防,拦腰侧击突入之日军,一面迅速上报兵团司令薛岳。
高度警惕的欧震,令第四军突然转身,将向东防御变为向西防御,立时把淞浦的106师团拖在了万家岭原地。
薛岳一接到欧震的报告大吃一惊,看着地图上那突进日军的箭头,心里想;岗村这家伙胃口太大了,想把我的二十几个师都包围起来吃掉。薛岳早几天对淞浦106师团突然脱离马回岭前线后去向不明,就一直在密切注意,没想到竟在这里发现了。他当即电告战区总司令陈诚和武汉军委会;日军106师团巳突入我白云山纵深一线,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之敌,以保后方安全。
............
............
等着!

薛岳是个敢打敢拼的少壮派将领,他向上级发出电报后,立即动手调正部队防区,对孤军深入的淞浦106师团进行了"特别关照"。

薛岳急电南浔,德星方面国军第四军,第74军,第187师及139师从东面包围万家岭淞浦师团,切断其有可能的回缩退路。令瑞武一线的第91,60,142师及新13,15师,预6师包围万家岭西半面。薛岳将手中12个师,十多万兵马全数投入到万家岭地区,团团围住了淞浦的106师团。

汉口军委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正在向蒋介石汇报万家岭的战况。

"委座,这实在是个千载难遇的好机会呀。"

"嗯,"蒋介石直视着陈诚说;"机会?娘希匹的是个机会。薛岳能行吗?"

"委座,"陈诚两后脚跟一碰说;"我担保!请委座立即下令,全歼淞浦师团。"

"嗯,"蒋介石满口假牙使劲一咬;"干,娘希匹地干!吃掉他这个娘希匹的。"

 

万家岭前线,薛岳一接到陈诚和蒋委员长亲手签署的全歼淞浦106师团的指令后,立即命令各部队开始向万家岭全线出击。

第4军欧震军长亲自带领90师向大,小金山,万家岭东北方攻击。

第74军冯圣法之58师向狮马崖,王家山一线攻击。

142师及15师向石堡山攻击。

预6师加91师一个旅向凤凰山,马鞍山以东地区攻击。

新13军在91师配合下,向石堡山北端王家岭攻击,以断敌北溃之路。

各路大军在占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斗志昂扬,各攻击部队都颇有斩获,步步向万家岭推进,包围圈在一点点缩小。

不过这时薛岳也尝到了日军拼命的历害,当淞浦发现自己被中国军队包围后,起先并不着急,岗村曾答应他,101师团将突破德安防线与他会合。当中国军队向他发起攻击,他支撑了两天后,发觉伊东的101师团被堵在德安外围阵地上,一步没有前进,这才慌了手脚,决定突围。

淞浦的突破口选在了由冯圣法58师坚守的张古山阵地,这一下把冯圣法推进了油锅。

岗村派来帮助淞浦解围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在58师阵地上下雨般地投下炸弹,燃烧弹,熊熊大火吞没了张古山的树林,工事。不到一天的时间,张古山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山坡地,所有的工事早巳无影无踪。这让冯圣法少将师长犯愁了,没有了工事,没有了山林,没有了一切可以当作掩体的支撑点,怎么守?日军的飞机火炮一时都不停,阵地上连只蚂蚁都炸光了,怎么办?往阵地上派兵?等于是让他们去送死。冯圣法第一次向军长俞济时求情,想把部队撒到一线阵地。

"不行!冯师长,一步也不能回撒,你这一退,要是放走了淞浦,委员长放不过你,也放不过我。把部队集中在阵地后面,一批一批上,总之,阵地不能丢!"

冯圣法没办法了,他只好采取添油加醋的战术,一等日军炮火停下,他就整营整营地往阵地上调。不到两天时间,58师还能战斗的兵力,巳不足500人了。在倒塌的师部里,冯圣法抱着电话哭着对军长说;俞军长,弟兄们快玩完了。

这时的俞济时身边也确实无兵可调,他想到薛岳的命令,想到武汉蒋介石的训词,一咬牙回头叫来警卫营长,俞济时劈面就问;你手里还有多少兵?警卫营长一楞,说还有两个连。俞济时张口就说;给这里放一个班,其他的全上冯圣法阵地去,多带些机枪。警卫营长说;哪军部怎么办?俞济时不耐烦地挥了下手说;告诉冯师长,丢了阵地别回来!快去!

张古山阵地上,近百名日军巳冲了上来,警卫营一到就立刻加以反击,几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过去,这队日军无一生还。

冯圣法丢了58师,却扎住了口袋。

 

淞浦想突围逃走的企图,被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

10月6日,淞浦师团巳伤亡过半,再无力强行突围,只好转入就地防御,固守待援。

 

武汉,在国民政府庆祝"双十节"的前夜,中国军第九战区在德安地区围攻日军一个完整师团的消息,多少给久受战火阴云困扰的武汉军民带来了一丝阳光。想象力丰富的记者在各大报纸上提前开出了要全歼淞浦师团的胜利报道,对此,武汉军委会保持沉默。

但是,这消息象天空的云雾一样,随风飘洋过海,一时间,美国,英国,香港等地的华人社团举办起庆贺活动。

消息同样也传到了东京,日军大本营迫不及待地连夜磋商,研究对策。在日军近代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完整师团被敌人消灭过,而且是在中国的战场上?日本天皇裕仁无法面对这一消息,他对日军参谋总长说;我不管损失大小,必须抢救出106师团。


解密毛泽东的晚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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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文摘》

  

毛泽东晚年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个说法版本众多,我引征的是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6年6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在病榻上召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讲了这么一段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是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跟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这段话——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或者叫政治交代。第一件事,所谓立功,他充满自信,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第二件事,所谓立德,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追寻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成为当今圣人。但是毛泽东显然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搞砸了,只是性格使然,硬着头皮顶住,这符合毛泽东的性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大致如此,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尽管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刘以辞职为条件,企图劝阻“文革”的深入与扩大,但都无济于事。真正给了他当头棒喝的是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


从林彪叛逃的当天晚上开始,毛泽东发高烧,心肺炎犯了,连续两个月卧床不起,身子一下子垮了。垮到什么程度?两个多月高烧不退,其中有两次缺氧,等于说人就死过去了。周恩来闻讯赶到时,紧张得腿发软,车都下不了,还是两个人把他架进毛的卧室。然后,周摇着毛的手,喊主席喊了40多分钟,毛才醒过来,可把周恩来吓坏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筹备中共“十大”的时候,曾经很委婉地劝说毛泽东不要亲自出席“十大”。你不劝,他倒真不一定去,你这一劝倒坏了。毛泽东说,我不光要亲自去,还要亲自主持。周恩来一看没招了,只好找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旁边的118厅,辟为毛泽东的临时住所,并且让毛泽东提前搬进去适应。之后,把输氧管送到主席台正中央座位底下,随时防止毛泽东缺氧。这个事情只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医疗小组知道,其他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毛泽东也不知道。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文章我看到过很多,但是各种版本就不一样了。好多人说,当时毛泽东在“十大”的开幕式上未置一词,其实是错误的。




我最近看到的最真实的影像资料,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中,右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右派,左边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所谓左派,据说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上来就说了四个字,“会——议——开——始”,说得很不清楚。他这个时候是思维清晰,但是语言严重障碍,已经不能完整清晰地表述“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这样的句子了,只能来一句“会议开始”就完了。然后,用右手食指点着周恩来,磕磕巴巴地说:“下面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站起来对他鞠了个躬,之后等于半弯着腰作了一个很短的报告。然后是王洪文作了一个《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确实很顺利地完成了大会议题。问题是,完了以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主席台上的其他人,包括朱德这些年事已高的人,都被搀扶着慢慢地下去了,直到主席台上人全部走光,毛泽东还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微笑着鼓掌,周恩来陪着他鼓掌,但心里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千多人都站在那儿热烈鼓掌。代表的心态可以理解,隔了很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感觉毛主席的身体大不如前,但是毕竟有段距离,看得不是很清晰。同时又觉得见一面少一面,所以都很留恋,不愿走。五六分钟过去了,毛泽东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出一句话:“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嘛。”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马上说:“各位代表,请你们赶快退场,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大家一听,噢,主席要送我们退场,那就赶快走吧。但是又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鼓着掌慢慢退场了。等人都退场以后,上来四五个人抬着毛的椅子,连人带椅子一块儿抬下去了。真实的原因是毛泽东不能站起来了,他没法站起来,又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身体是这样子,所以出现了如上一幕。


我说这个插曲的意思是,林彪叛逃对晚年毛泽东的身体带来了致命一击,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毛泽东心里也清楚,但就是不愿意服输认错。事实已证明他对接班人的判断是一错再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提到,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第一次谈到他的接班人问题。当时蒙哥马利问他说:“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答:“刘少奇之后的事我管不了。”这说明当时毛对刘非常信任,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等于发布了刘将接班的信息。此后,在修改九评苏共来信的第九评中,毛泽东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句中的毛泽东之后亲自加上了“和刘少奇同志”。这句就修改为:“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了刘少奇一个平起平坐的待遇。




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幅标准像并列的版式。此后,毛泽东的心态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此为后话,恕不赘言。


还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也折射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矛盾心态。他原计划“文化大革命”斗一年、批一年、改一年三年结束,结果引发天下大乱,迟迟不能收场。等到1975年,周恩来查出膀胱癌之后,毛泽东内心已经认定这个烂摊子只有邓小平出来才能收拾得了。但他又担心邓小平对“文革”秋后算账,好在邓小平比毛泽东有灵活性,此前已上书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这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博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此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三项整顿”为纲之后,毛泽东又生疑虑。1976年初,明确地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个会,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定调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实际是给邓小平最后一个表现机会,看邓小平到底站在哪一边。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他的身后——百年之后。这个事情长话短说,背景就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万国景仰的国际共运领袖、万民欢呼的“二战”救星,一夜之间就被翻了个个儿,这件事对毛泽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使他开始过多地考虑“百年之后”。直接后果是庐山会议,间接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有的学者把“文革”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好斗的个人性格,认为不斗争不足以显示其个人权威和价值,只有天下大乱,才需要中流砥柱,“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种看法,显然片面化和简单化了。但无论何种解释,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文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央高层受到了多数人的质疑。当然,邓小平更不肯接受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他只能婉言拒绝。他的灵活性是有底线的,让他给“文革”做三七开的结论,他坚决不干。他说,我6年赋闲,下放江西,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事情由我来做不合适。由此导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最先对毛泽东做出了“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客观评价。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邓小平的意思是,正像功劳归于集体领导一样,错误也人人有份,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黄长汉:王光美写的诗和别人写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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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写的诗和别人写她的诗


文/黄长汉


    
王光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等不同的身份.她的一生有极其风光的时光,也有非常屈辱的日子,她的婚姻是组织安排的,她的才华是常人不可比的,她用她的美丽和才华演译了红色时代的悲喜剧.晚年的王光美将精力贡献给“幸福工程”,为了帮“幸福工程”筹款,王光美曾将母亲传给她的古董公开拍卖。 她是数学天才,但其文彩也相当出众,下面是她写的诗:


 
1983年11门30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省人大副主任罗秋月等人陪民下,登上了张家界,王光美被一路风光所震撼,也不免勾起了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往事。这四句诗并不是一气呵成的,前后到了四处景点,才吟出这四句诗来:奇峰异石,冠绝天下;苍松青杉,美不胜收。


   
有人说这是一首双关意诗。一个“奇”字是对刘少奇同志的全部评价;—个“美”字,则暗示了她自己深隐在心底的不宜直言的另一层意思。想想看,在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苦难日子里,一个拖着一群孩子的女人能挺过来并能奇迹般活下来,这不正是“苍松青杉”的真实写照么?                  


  
另外有许多写王光美的诗,我收录如下一首:

  
陈寅恪1964年有《甲辰天中节即事,和丁酉端午诗原韵》一诗:争传飞燕倚新妆,看杀风流赵艳娘。林邑驯犀劳远使,昆仑贵客满高堂。青蛇白蟒当年戏,绿粽红花此日忙。节物不殊人事改,且留残命卧禅床。此诗是写刘少奇和王光美访南亚的.如何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历史学家黄长汉
2009年元月一日于湛江湖光岩




秋石客讲座:毛泽东建国后的生死博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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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石客讲座:毛泽东建国后的生死博斗(中) (2008-09-11 09:06:43)


1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问题。


    讲第11个问题,64年的社教是毛泽东贯彻62年阶级斗争理论的一种具体的形式。这个东西产生以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很多直接交锋,对如何搞社教,就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毛认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不同意,他主张整下边四清问题。刘少奇搞了前十条,毛泽东搞了后十条。毛泽东的意思说,四清中间是清理当官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认为是四不清,是清查经济上有污点的,会计、出纳。说的是党内外矛盾交叉,实际上掩盖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派。但是四清运动基本上主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还是按刘少奇的步调走。以至于到后来,主席已经被架空了。架空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会议,小平同志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主席要参加,刘少奇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说话?以至于毛主席拿党章、宪法去参加会,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公民,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以示抗议。毛泽东做一把手讲活期间,刘少奇竟不断的插话,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说,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他老打断主席的话,对主席很不尊重,主席到最后生气了。第二天毛主席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上一坐,主席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主席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最后,特别是许多军队的将领都站出来骂,哪个混蛋敢不让你讲话?最后主席也没点名,但是转身走了。最后中央会议很尴尬。中央了解了毛主席意思之后,派组织部长安子文找了刘少奇谈话,说刘少奇同志要顾大局,你要认真的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结果,刘少奇被迫表面上做了检讨。从这件事之后,主席就下了决心拿掉刘少奇,斯诺问过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想打倒他,主席就是说的这个时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了,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从此,主席不跟刘少奇正面交锋了,主席表面是等于游山玩水了,当徐霞客,有一个说法是有病,修养了。实际他哪能游山玩水!他在想什么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和平的办法,整风社教都失败了,就是说,他现在想来个非和平的办法解决问题,从下向上揭露党的黑暗面,也就是文化革命。文革后的政治风暴问题?


12、文革的序幕和突破口。


    毛泽东为找到突破口,做的很长的文章,找突破口。一个是中苏论战,反对修正主义,一个是派江青搞样板戏,用工农兵代替帝王将相,表示文化革命就是说在文化战线里面,你是共产党人,你成天迷信封资修艺术,对宣传工农兵的文化没兴趣,你还是共产党吗?党内包括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很多人得到了共识,说得搞文化革命,并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许多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情节,即文化革命实际上始于一九六五年。后来,主席就走了,到南方去发动左派去了。怎么搞文化革命,彭真也没拿出好的方案。主席另外很重要的事,就是组织写文章,还搞保密。昨天我开会见到了李希凡,他是毛泽东要找的第一个笔杆子,要他写批吴晗的文章,李希凡不敢写,说明斗争之危险。江青又跑到了上海,找第一书记柯庆施,他是毛的人,全力支持,并推出文教书记张春桥,春桥又引见姚文元给江青。江青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搞不好,要倒霉的,官要当不成,老婆要离婚。秘密工作实际搞的是在共产党内是秘密工作,可见斗争之复杂。从上海写完了,找毛泽东修改,酝酿了很多的时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海瑞罢官,打通了文化革命突破口。刘少奇说庐山会议的案可以重新考虑,彭德怀就配合了这个舆论,写了八万字上书给中央。又有一些文人的配合,如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写了海瑞罢官。很明确,暗指彭德怀是海瑞,毛泽东是嘉庆皇帝。这是政治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所以主席抓的比较准,批海瑞罢官。姚文写完以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就开始发,毛主席是用文章刺探军情,火力侦查。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文在上海出来以后,北京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坚持了很长时间,北京市委不让登,电台也不广播,主席说不行出小册子试试看,北京一本都不订,他们都知道,这个是江青支持的,江青是毛泽东老婆,但他们自持有后台,同江青对着干。主席最后急了,就采取行政的命令,给周恩来打电话,让周恩来干预,周批评彭真等说,,你们要干什么,说姚文元文章是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你们胡搞,抵制还行,要发姚的文章,彭真顶不住了。但是他以守为攻,用写按语办法,往相反的方向引导转化,把政治斗争搞成学术斗争。毛主席抓住不放,加上二月提纲,逼北京刘少奇出面,打倒了彭真。文化革命的突破口,我个人认为,是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文章,围绕此文的封杀与反封杀,毛泽东大获全胜。有一个三家村先倒霉,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及廖沫沙,都是有地位的,用三家村的名义发了不少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文章,最后被批判的很严厉。最后彭真帮不了他们,全国形成了一个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的高潮,最后把北京市委核心的几个文人搞下去了。在文革正式发动前夕发生的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就是毛主席畅游长江这件事。当时是头号新闻,广播员的声音都是颤抖的,非常激动,毛主席在长江里面,以73岁高龄,游了1小时40分钟左右,主席说:大风大浪不可怕,人类就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年轻人要敢于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已。老百姓不清楚内幕,但是这个事震动非常大,因为有个内幕,主席有一个烟雾弹,有人造谣,说主席身体不行了,将来党的主席也不当了,毛泽东也对老朋友斯诺说自己身体很不好,要见上帝,对此,你可以到西方去说,公开发表也没关系。连斯诺都不知道内情,何况他人。毛主席用长江的游泳向全世界证明,他的身体不是不好,如果不好,能游1小时零40分钟吗?据说党内很多的高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听了之后站不住了。主席说身体不好,是考察刘少奇等高干的反映。还有,除了三家村以外还有一个四家店的问题,彭、罗、陆、杨问题讲一下?彭真是因为二月提纲、三家村的事揪出来,查来查去,又舍卒子,又舍马,彭真所有的话主要是反江青组织的文章的。批彭倒彭时,毛主席没在场,刘少奇是主持会的。很多人对彭真有意见,最后撤销了他的职务。罗瑞卿是军人,现在对他的案子,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我听内部的说法,罗本人不是反主席,但是他和林彪的矛盾比较大,罗能力比较突出,在军队里面,他的性格可能不好,管的事太多了,军内的很多的将帅对他有都有意见,不止林彪一个人,叶剑英等人都告状,他不尊重老帅,直接下命令,干这个,干那个,所以在这个事上,主席同意倒罗,实际上是依了林彪等老帅,罗瑞卿觉得冤,跳楼腿摔断了。陆定一是中宣部长。林彪的老婆接到许多匿名信,说林豆豆不是林彪的孩子,说叶群有男女作风问题等,最后把林彪气的找不到北,破案也破不了。有时候就是巧,有一次叶群逛王府井,在那和陆定一老婆打起来了,到派出所做笔录,发现匿名倍是陆定一老婆写的。这个事传出来以后,党内的很多干部,觉得陆定一老婆做的太过了,不得人心,这是一个导火索,林彪的不依,必须要处理。有人说陆定一跟老婆的事没关,老婆是老婆,丈夫是丈夫,林不同意,要求这个事必须处理,再加上陆定一有不少政治问题,结果倒了台。杨尚昆倒台是因为窃听器事件。刘少奇说,主席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宝贵,他所有的活动,我们都应该有所了解,杨尚昆是中办主任,觉得对,就在主席身边按了窃听器,主席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有一次,一个服务员跟主席谈了这件事,毛主席生气的说,不管是谁,查出要开除党籍、要撤职。杨尚昆也没有说是刘少奇让弄的,自己承担下来,被免了职。但是主席知道当时是刘少奇让弄的,但是他没证据。我讲,这里面得两说,不是说按窃听器对,而是毛主席的言行,是宝贵的财富,当时中央考虑这个东西不能丢。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确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个东西我没有证据说这个事。总之,文化革命外围战,就是把三家村,四家店搞完了。


13、文化革命明发动、二月提纲成靶子?


    前面讲到过彭真有个领导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他花了很长时间搞了个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的内容主要想从学术入手,不涉及政治,要民主讨论,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试图把文化革命政治斗争纳入纯学术轨道。对这些内容,主席很不满意,把它都废除了。5.16通知的内容,强调文化革命政治化,就是说,要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理出党,不止政治层面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如斗批改,但是重要是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5.16通知是一次正式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讨论的,反复以后达成共同意见的。五一六通知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成走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文革小组就成了中央领导文革的书记处。这里面讲一下田家英死的问题,右派说他很冤枉,用他来反毛。田家英不是那么回事,五九年庐山会议他就支持彭德怀,是主席保他过的关,他和反动份子李锐站在一个立场上,另外,田家英很不老实,在毛刘之间搞名堂。他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身为毛主席的秘书不忠于毛主席,把毛泽东跟他说过的话,向刘少奇汇报。主席是怎么知道的?用了几次试验,只有毛和田知道的事,刘少奇怎么知道?毛主席没说,就一定是田家英。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的动机是什么,不能定论,可能是投机。至少田家英违反党内的组织原则。毛主席说了不让他传小道消息,他不听。有一次,主席的情报系统比较多,不是一个来源,知道田家英又去刘少奇那,刘少奇不满意毛主席,主席就当着田家英的面问他,我此次讲话刘少奇同志有什么看法?田家英说假话,说刘少奇同志很支持,其实主席知道他说的是假话,后来经过调查,他靠不住,主席就骂他,让他滚。田家英因为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自杀原因,田家英喜欢文物,不是想贪污,没有钱,工资很低,他掌管毛泽东的稿费,是挪用,不是贪污,但是他出了事以后,来不及补上。我们的主席的稿费在哪,一查,对不上账,这个事说不清楚了,很丢人,加上各种的原因,田家英是自杀了。后来对文革的问题,右派对田家英的问题做的很多的文章,田家英的自杀,没人逼他死,他觉得做的事对不起主席,就是主席把话说重了,江青把话说重了一些,也不至于死。他觉得对不起主席,再加上稿费这种事,我觉得各种因素使他自杀的,决不是毛泽东逼死的,这里有很多的右派说的不对,是造谣。


14、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运动。


    讲第14个问题,首先就是破四旧,立四新。破四旧是指破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5.16通知以后,开展文化革命,中央是委托刘少奇搞的,还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关于红卫兵我这里讲一讲,有很多人不了解,要讲红卫兵的具体构成。红卫兵第一阶段,是红五类,你出生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可以进去,你如果是资本家子弟是右派的的子弟、一句话地富反坏右子弟没资格当红卫兵,是反动的血统论,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第一批的红卫兵,是干部子弟比较多,或者出身比较好的多。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法无天行动,都是这批红卫兵干的。因为他们无所谓,有靠山。如果是出生地富反坏右的小孩,成天在检讨自己,胆子小得很。举例,像大作家老舍的死,就是被干部子弟逼的,很多知识分子恨毛泽东,其实,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红卫兵破四旧的确有出格的,但和毛主席没关系。红卫兵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老红卫兵,后来又出现新的红卫兵,就是造反派。这里有一个明显差距,老红卫兵是冲击下层、冲击社会的,造反派是第二代,是冲击各级领导干部的,冲击走资派的。红卫兵的发动,跟主席有很大的关系,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信,支持红卫兵运功。全国的学生都往北京跑,叫大窜联,回去鼓劲,回去到造反,就是主席在红卫兵里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不管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红卫兵,都是主席支持的。但毛主席并没有让他们干坏事,毛主席听红卫兵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叫他们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已。


15、刘、邓领导五十六天,文革之火刚燃就要灭。


    第15个问题,讲一下刘邓的文革初问题。文化革命中央决定搞,5.16通知以后,毛泽东到南方去调查、策划文革。北京是刘少奇领导,刘少奇的文化革命的思想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反右。这个是历史事实,刘少奇主持中央文化革命初期的56天,他和小平同志搞的政治思想和主席是不同的。许多学生、教师是毛主席让造反,我就造反,毛主席要贴大字报,我就贴。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小爬虫一类,是刘、邓搞的。这个事有不少自杀的,现在这些年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负面的评价,可很少有人统计这56天当中,有多少作家死,多少人伤,多少学生遭批斗。当时确实有这个背景,刘少奇把文化革命搞成矛头向下,保护官僚、走资派。表面上是稳字当头,让文化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毛泽东是要破字当头,敢字当头,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所以到最后,北京的初期文化大革命,都是被刘少奇灭了,基本上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主席在南方知道了以后,很不满意,回到的北京,到了北京以后,纠正了刘邓的错误路线。


16,八届第十一中全会和炮打司令部。这是我讲的第16个问题?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派总理等去调查,这是我亲耳听到当事人讲的,他亲自参加的。总理不要别人参加汇报,听完以后,向主席汇报,我听说,有些造反派的头,被整的人的情况毛主席等知道后,中央领导都很难过。主席、江青都掉眼泪了,主席见到刘少奇就当面指责,说谁整学生了?北洋军阀才整。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指挥的文革路子,是违背中央的精神。在北京这场斗争中,对刘少奇和毛之间的分歧,刘少奇当时是处于劣势,因为他本身得罪的不少人,再一个政权是看谁掌握军队,军队拥护谁。这是毛主席文革初期拥有的优势,刘少奇当年白区工作,他和军队真正的关系不多。主席的关系多一些。主席在批评刘少奇的时候,主席说修正主义,牛鬼蛇神,叶剑英当即表态,主席不要怕,怕什么,我们有几百万解放军,他们翻不了天,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说的,你们想造反,没门。主席说的,牛鬼蛇神,不要以为是小的,在座的就有。这只是说明军队多数干部在文革初期毛、刘两个司令部斗争中是支持主席的,可是即使这样,十一中全会的观察派,还比较多,包括林彪,迟迟不参加会议,一个星期后,总理、主席打电话才来,林彪这个人很怪,回头我还要讲,来了以


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最后,迫使毛泽东亲自出马,本来主席想,你们写的大字报,点点刘、邓多好,党内当时为什么怕?因为斗争形式不明朗,谁都不愿意出头,最后毛主席亲自出马,自己写了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内容除了严厉批评刘56天的事,还联想到62年的、64年的一些事。就是说,主席等于是亲自出马,挑战,这时候大伙一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是炮打小平和刘少奇同志,中央委员会才在分组会、大会纷纷批评刘少奇和小平在56天当中做的不对,犯了路线错误。这时候,十一中全会决定搞文化革命,这里面据说只有几位没举手,大多数人通过了。文化大革命,客观讲不管对错,但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做的决议,是中央领导都举手的,你刘、邓不同意要坚持意见嘛,可以弃权或者投反对票嘛,为什么说违心?像共产党人说的话吗?大家都同意,中央的文件,拥护党中央,亿万干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到最后,说错了,很多积极参加中央号召的革命都倒霉了,这个东西不太公平。我的个人看法,应该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但无反映。中央对文革问题,至少要划分开领导和群众,错了是中央的错,责任不在群众。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一次中央领导的一次运动,全部否认不好办,所以邓小平有时候搞过分了,缺乏历史眼光,胡锦涛应该纠正一切历史偏见。但是,十一中全会,从表面上,各省的头都为了保自己,都与刘少奇划清了界限。中央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化革命的小组,陈伯达是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一帮文人,或者军队的代表组成,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他们具体领导下全面的展开了,而且路线也分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矛头向上,反走资当权派,刘少奇是向下,就是对着群众,对着国民党及地富反坏右,对着学生、教师、教授等。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和炮打司令部。


17、二月逆流问题?


    原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高官们以为文革是毛刘争权,是红区的头与白区的头争权,认为刘少奇你没有功劳当接班人,你跟主席有矛盾,我们就站在主席的一边。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主席不但在中央搞刘少奇,还要动摇党内高官的利益。他们不明白,如果只是倒刘少奇这样简单的话,毛泽东用不着搞天下大乱。搞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目的?干部慢慢明白了,原来主席要反党内官僚阶级,要反他们,他们开始反抗。主席继续搞文革,把文革引向深入。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曾经在客观上讲,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至少贴大字报是没有问题。各省的头,官僚们,对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办法,是表面上我不跟你说不对,阳奉阴违,然后支持一帮人组织起保守派战斗队保自己,打击反对自己的个人和造反派组织,于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产生了一个两派,说到底来讲,深层的原因是党内干部在操作,支持一方,反对一方,全国很乱。主席一看很乱,让军队介入一下,让军队支持左派,但军队多数偏偏支持右派。以后军队一直是林彪掌握的,主席在解放军执左以后,问题就更大了,解放军绝大多数支持的不是左,陷入了复杂化,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事件,小的来,比如说青海的赵永夫下令开枪,打死了不少学生。大的事件表现在二月逆流。关于二月逆流,后来许多人说了假话。他们说文化革命不该搞,我们当时早就看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搞的不对,这个不符合事实。可以讲,当时在66、67年的时候,没有人敢公开反毛泽东,二月逆流有另外原因被许多文革问题专家忽略了。这就是陈伯达、江青私下打倒中央常委陶铸的事。陶铸这个人调到中央以后,老是和中央文革、毛泽东的调子不同,一方面搞极左,提出打倒一切,另一方面右的不行,如搞换头术。举例来说,天安门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的照片出来以后,没邓小平,陶铸就把陈毅的头像用技术手段去掉,把邓小平的像贴上了。因为陶铸跟邓小平的关系不错,邓小平当时还是挂名常委。但是陈毅不愿意,你怎么把我替换了?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革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换头事件发生后,中央发现陶铸很多事不听主席的,准备拿掉,不让他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但陈伯达和江青,在中央没有做决定情况下,就把消息放出来了,要打倒陶铸,大字报上街了。老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他是中央常务委员,怎么能随便打倒?主席也生气了,说陈伯达你有什么权利,一个常委打倒另外一个常委?严令陈伯达、江青检查。陈伯达说是江青让我这么干的,我是刘盆子。弄的陈伯达哭哭啼啼的,非要闹自杀。陈伯达说的话有可能是事实,后来有人说,陈伯达是傀儡,中央文革是掌握在江青手里的。毛泽东在批陈、江当时说了,仅限于几个常委知道,不能外传。但李富春还是把消息传到许多老帅那里,老帅们很兴奋,以为主席开始纠左,声言我们要贯彻主席的精神,要立功。结果第二天开会就立功,公开指责陈伯达、张春桥,潭震林打头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纷纷出马,指责文化革命过火行为,闹了个二月逆流。二月逆流因为有这个背景,要陈伯达做检查,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不能完全说是抗争。潭震林就跟毛泽东公开较劲,给林彪写信,让林制止江青。林彪加了一个批语转给主席,说潭的思想糊涂到如此地步,我都没想到。当时在会上,陈毅讲了很要害的活,说延安整风刘少奇他们都是拥护主席的,我们是反主席的。但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谁反主席,暗指了林、陈,老帅们你一句,他一句的闹的很大,文革这边都不敢对话了,总理也动气了,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等于轻信了老干部。张春桥等文革派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非常的生气,第二天开会,主席发义愤,主席发脾气,康生说是发无产阶级之怒。主席大意讲文革按你们的办,把江青枪毙,把康生充军,你们出来做事,文化大革命让你们领导,人数不够可以请王明回来,我和林彪上井冈山,咱们较量一下!周总理当时吓坏了,带头检查,劝主席息怒,说这些老帅不是针对你的。老帅没人敢吭声,主席不了解情况,发了脾气,批了几个老同志,到最后,主席还是保了他们,在国庆的时候,决定让谁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让他们都上了。


第18个问题,武汉事件。


   天下大乱,一家人分几派。有许多人不明白主席有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这是毛泽东思想。刘邓失势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深入人心,家庭、社会都分了派,好是好,但是有负作用,都成立组织了。中央很隆重的宣布给造反派平反,他们都成英雄了,带着新红卫兵冲向社会,老红卫兵后来很消极、反动,他们发现运动最后搞了我们爹妈,我们不干。不同意再搞下去,成了保爹保妈派,著名的有北京的联动组织。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还继续搞,把战火烧到了全国。一时间文化革命乱套了,派别林立,组织林立,军队参与发枪、发子弹,武斗到处都是。中央派代表团处理,派官方出面,他们解决不了问题,毛主席想亲自出马,一是调查研究,二是解决问题。主席对群众组织信心很足,曾提出过武装左派的方针,想彻底与官僚派对抗。中央不同意主席南巡,担心出了事不好办,毛主席说你们太不相信同志了,有什么事好出的?执意要去,最后决定主席先去武汉。公安部长谢富治和文革小组大员王力奉命去武汉保驾,结果没有保成,反而添乱。没有很细致的商量一下,一到武汉就秘密上街看大字报,那时候领导人老是接见这个,接见那个,有人认出来了,说这个是王立。后来口罩也不戴了,就发表讲话,支一派,压一派。文化革命的两派名义上都是保主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两派,公开的谁也没说自己是保守派,都指责对方是保守派。武汉百万雄师的力量比较大,王力表态说他们不是造反派他们不服,加上坏人操纵,发展到了冲击毛泽东住的地东湖,有人知道主席在里休息还要冲击,说明的确有坏人。最近徐海亮写的东湖风云录证实了这个东西,当时造成的王力被抓是很严重的,把钦差大臣抓了,就该算造反了。北京知道了主席的安全有问题,都很紧张,怎么办?林、周、江调兵遣将,周亲飞武汉救急。冲击东湖的人很杂,连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都挨了打,问题很严重。中央在武汉两派斗争中,两派的矛盾没有处理好,打红眼了。如果毛泽东出了事,当时的政治局面翻过来的话,林、周、江都得下台。林彪就派部队增援,空军的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主席是36计走为上计,从小门,和工作人员几个人偷偷的溜走了,乘飞机前往上海。主席虽然没有遇险怎么样,但武汉军队和老百姓在一块混着,抓了中央大员,而且主席在武汉,迫使主席跑了,这件事就闹大了。武汉陈再到了北京之后,被批斗。吴法宪说主席在那,你不保护,还加害主席,我锤死你,打了陈的耳光。主席后来冷静下来后认为,如果是陈天道干的事,我肯定从武汉出不来。陈可能是没有参与,但是他也没有制止,这个事对主席的信心打击很大,他发现军队和群众未必听他的。我个人看法,武汉事件相当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改变了蒋介石先安内战略决策。张学良的一抓,为了活命,就得答应条件,抗日,而且和共产党联合抗日,而且毛泽东说,我不叫红军了,我听你的,我叫八路军,叫新四军,等于我投诚了,但是毛主席私下里很明确,我们要独立自主,蒋介石没办法,最后是吃大亏了,叫毛主席赶到岛上去了。武汉事件,我个人评价,是改变了主席的战略决策,在武汉事件之前,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带有革命性的,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可以成立,跟雨后春笋似的,还武装左派,什么意思?就是给左派发枪,准备大干一场。可是武汉事件后他改主意了,发现仗不好打,决定收兵。说了一些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大联合等。主席的撤退,他等于是战略性调整,由革命变成改良了,不再提武装左派,而是提大联合,搞干部、群众和军队三结合。三结合后来因军队林彪出事以后,就变成了老、中、轻三结合,主席想收兵了。对武汉事件后主席的收兵决策是不是对,许多文革学者是认可的,但我觉得未必。陈再道这类文革反对派以到顶点,如果坚决镇压、乘胜追击,未必不行,正是用兵之时却主动退却,大长了右派的威风,这是文革胜负的转折点,没处理好。可能主席恐无胜算,担心内战扩大,为他人作嫁衣裳。有人说毛主席怕陈再道类是完全错误的,难道陈再道比林彪还厉害吗?毛主席最大担心是怕军队力量平衡被打破。


19、文革的深化、政府危机、激进派问题。


    随着文革深入,文革派染指一切。除了倒刘、邓及其部下,还有人要倒周恩来,倒政府,以及倒军队一小撮。文革激进派认为,文革将继续进行下去,趁着这样的机会,要贯彻5.16通知的精神,把党里面,政府里面,文化界里面,军队里面的修正主义都端出来,他们自认为是彻底的革命派。他们到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火烧英国代办处、抓军队一小撮等,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暑,使毛泽东四面受敌。加上武汉事件,迫使毛泽东做出决策。


20、毛泽东的战略调整。


影响毛主席战略调整有如下因素:


    国际上中国正陷入美苏南北夹击态势。党政军反文革势力汇合挑战如二月逆流和武汉事件。文革极左势力四面出击。中国内战扩大。怎么收,得找切入点,得向军政等各方面有个交代,所以出现了一个战略调整当中的王、关、戚事件,毛泽东在南方,现在内部有许多的说法,官方的民间的说法各有文章,但是我说的意思是,从中央的说法,下令把王、关、戚他们软禁(戚晚一些),他们几个等于是在政坛上突然消失了,没有审查和批判。这个东西严格上讲,是因为王力等反文化革命吗,不是,而是他们冲在前面,我认为这是一种丢军保帅的办法,他们是贯彻文化大革命要贯彻到底,组织打倒周恩来的风潮,说是张旗领的头,其实是表面现象,乱军的社论本质上是符合516通知的,他们当时做了很多出格的事,要收兵必先拆其锋芒,要制止盲动,这是上层。在下层开始大抓5.16份子,抓造反派。5.16是反周恩来的一个小组织,抓住了周总理的一个伍豪启事等,说总理是叛徒,这事后来证明,是造谣,国民党的谣言,当时打倒周恩来,冲击外交部,冲击政府机关,有人认为,左派这边要反周恩来。毛泽东怎么办?乱套了,又反军又反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席等于下令不要他们乱闹革命了。实际上,造反派被整,是很多次了,第一次让刘少奇整,第二次就是抓516,反多中心,以后又有多次。造反派严格来说,在官僚体制内的人看来属于异类,党内有这个派,那个派,那个造反派是不属于党内的,所以林彪军的、周总理政的系统对镇压造反派都很卖劲,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党内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反516扩大化如同反右一样,并不是毛主席本意,但官僚不听主席的,主席也没好办法。






险被苏俄吞并1942年蒋介石派兵定新疆(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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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中正领导下,中国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从衰败危亡中再次崛起,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强国(世界四强之一,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关税权和租界(香港除外),收回了东北,台湾,澎湖和新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疆,这块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约1/6的土地曾经面临“外蒙古第二”的命运,苏俄在1935~37年和新疆军阀盛世才签订的殖民条约,其凶恶程度远远超过日本逼迫猿世凯政府的21条,苏俄取得在新疆的一切开矿权,经济权,驻军权,移民权,行政“协助”(干预)权,苏俄份子纷纷涌入新疆,搞苏俄卵翼下的独立王国,盛世才甚至秘密加入苏共,阴谋策划将新疆变成苏俄加盟共和国之一。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终於在1941年 6月趁纳粹德国攻苏,苏俄惨败无瑕东顾之际,成功策动了盛世才反正,而且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在朝秦暮楚的盛世才反悔之前于1942年底1943年初派中央军进军新疆,切实的夺取和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权。






1943年,新疆问题一度成为国际关注热点之一,这期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向世界暗示:新疆是中国人的新疆,而不是俄国人的新疆







国军中央军进军新疆,确保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







国军中央军进军新疆,确保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







新设立的中央军校迪化(乌鲁木齐)分校(第九分校),以培养忠於中国中央政府的军事人材(1943年)




现代岳飞——抗日名将孙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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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阅读抗战历史,我总为一个人所激动,他是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有良好的家世,精英文,懂科学,文化素养极高,还是当时国家蓝球队主力,却立志报国,以岳飞自喻,在军旗上绣上大鹏鸟,在抗日战场上成为杀敌最多的中国将军,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作战第一人。他就是神奇的、命运多舛的、谜一样的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及其新1军在抗战时期闻名中外,为中国带来无限荣耀。孙曾获“东方野战之狐”美誉,被盟军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前线指挥官。1945年初缅北反攻战役胜利结束后,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元帅,曾电邀孙立人军长参观欧洲战场。孙立人将军赴欧,成为艾森豪威尔元帅,巴顿将军及戴高乐主席之上宾。


美国的弗吉尼亚军校以有孙立人将军这样优秀的毕业生而赶到非常骄傲,在该校有为孙立人将军专设的陈列室,那真是中国人的荣耀。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将领中,孙立人是一位人所共知的文武兼备、精忠报国、英勇善战、屡摧强敌、功勋赫赫的最优秀的将领,新一军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



小日本一向不把我们中国人看在眼里。而孙将军却是杀日本鬼子最多的将军。1943年12月29日攻占攻占缅甸于邦俘虏了1200名日军。孙将军爱憎分明、不假思索的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日军士兵以及军官,统统被孙将军活埋。唯一生还的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日俘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日军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



孙立人,安徽庐江人。1900年生。父孙熙泽,光绪甲午科举人,历任登州知府,登莱青胶道台,山东审判厅长等职,为段祺瑞皖系的重要文职人物。后从事教育,曾任北平中华大学校长。孙立人自幼在家塾中受教,奠定国文和英文基础,后孙随父在山东期间又学德文。时孙方9岁,目睹山东租界德人对华人之欺凌,成为孙投身军事之导引。



孙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预科。预本科共八年,孙因期间受伤病休一年,于1923年毕业。其间于1921年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先发阵容参加在上海举行之远东运动会,战胜日本,菲律宾,获冠军。



孙于1923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即来美求学。孙原欲学军事,但其父对当时北洋军阀甚为反感,反对孙学军事。故孙选入美国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因其已习工程基础科目多门,故入三年级。1925年取得工程学士位毕业。即申请得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斯时其父鞭长莫及,亦无可奈何。孙因已有学士位,故直入军校三年级习文史,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毕业后赴欧考察各国军事后返国。



孙返国后其父因原为皖系大员,欲为子在冯玉祥军中谋一高职,但孙心气甚高,反要自己独立从基层去作起。1927年入即现政大前身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学生大队队副。1928年,蒋介石请来德国军官顾问团,欲建立新式国防军。先成立陆军教导师,孙即申请调入任上尉排长,开始其一生的军事事业。孙在教导师表现出众,很快升任少校连长,中校营副,中校营长。应其好友,清华预科同期,诺维其军校毕业的齐学启相邀,1930年孙请调入宪警教导总队任上校第一大队长。但不久就因怒打克扣兵饷的军需官,与教导总队长关系恶劣。同年因德国顾问推荐,调任蒋介石的侍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然孙热衷带兵打仗,对卫队无甚兴趣,1932年即申请调入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特科兵团上校团长。税警总团很快扩编为6团2万5千人,孙任第4团团长,驻防江苏海州练兵。孙立人一生4次练兵,这次海州练兵是第一次,历时5年。期间曾有短暂的海州执行剿共,驻防等任务。孙立人把第4团练到如何,可以举几个例子。



1933年税警总队调江西剿共。期间参加剿共的共48个单位举行射击比赛。孙立人税警第4团占了个人前10名的7位,并夺取团体第1名。刘勘83师在七琴吃紧,要求税警总团增援,在税警第4团赶到前就撤退了。孙以1个团接下一个师也防不住的防地,打破红军的夜袭和粮食封锁,迫使红军放弃对七琴的争夺。



1937年抗战爆发。税警总团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松沪抗战。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司令官分别为何绍周,王公亮。总司令黄杰。孙立人的税警第4团在蕴藻浜和大场两处战役中脱颖而出。当何,王皆因指挥无方而被撤职时孙立人被升为二支队少将司令。防守苏州河周家宅一线,与日军血战两周,孙立人被日军迫击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13处,昏迷3天。



1938年2月底,孙不待痊愈即匆匆赶往武汉。时原税警总团司令官黄杰被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税警总团凇沪抗战后的余部编为40师。而5千余伤员就不管了。孙即以这5千人于1938年3月重建税警总团。此时税警总团受正规军系统歧视更重,军官士兵来源全要自筹。孙立人努力招回原税警第4团的旧部和军中旧识,又自建军官队、军士队训练出下级军官和军士。士兵则慢慢招募,非常辛苦。1938年底,移至贵州都匀,正式开始孙立人的第2次练兵。到1941年底,所部第2,3,4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38师(第1,5,6团被戴笠吃掉,士兵解散任各处的卫兵)。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1,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缅甸远征军。孙立人3年练兵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



远征军于1942年4月抵达缅甸,准备曼德勒会战。兵力部署是,右翼为英第1军下辖之英缅军第1师,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英装甲第7旅。中央为中国远征军第5军,左翼为远征军第6军。后方守备的预备队是远征军第66军,即新38师所属的这个军,散布于曼德勒到腊戍的公路沿线。4月14日军左翼的日军第33师团使用迂回穿插战术,派215和214联队占领拼墙河南北两岸阵地,将英缅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第7旅一部后路切断,包围于拼墙河南的仁安羌。英军反复攻击均告失败,粮弹告竭,又无水源,陷于绝境。4月15日深夜英缅军总司令官亚历山大元帅向中国远征军求援。4月16日晚孙立人率本师刘放吾113团往援。于18日凌晨抵达仁安羌,立刻发起攻击,至中午攻占拼墙河以北所有阵地。18日夜,113团第1、第2营从渡口以东一英里处偷渡拼墙河,19日凌晨5时突然向日军侧翼发起攻击,同时第3营于正面渡口强渡拼墙河。日军33师团不愧日军精锐,射击准确,逆袭果断,然113团激战至下午6时,终于将日军阵地攻破,迫其向伊落瓦底江溃退。到20日全部残敌肃清。此次战斗救出英军7千余人,并夺回被俘记者、传教士约5百人。113团以寡击众,亦付出重大代价,战死3营长张琦以下204人,伤318人,全团伤亡近半。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1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1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西线战况因仁安羌战斗得以扭转,然东线日军第56师团却击破远征军第6军防线,迅速直插盟军后方,致盟军全线动摇,不得不放弃缅甸撤退。新38师这时已接下英第1军防线,掩护已丧失战力的英军撤退,但中线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却很过分地要新38师把中线也接下,因殿后阻击战斗是很危险的任务,有新38师殿后,杜的第5军就可以摆脱日军,至于新38师如何以1师之力阻击日军的18师团,33师团,56师团共3个师团,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如何敌前摆脱接触,他杜聿明自然不关心,只要自己的部队安全就好。孙立人指挥新38师以逐次抵御,漂亮地进行后卫战斗,幸好日军的33师团因仁安羌战斗败于新38师而变极谨慎,前进不力,使新38师得以以主力掩护中路第5军。



新38师掩护英军和第5军撤过曼德勒后,英军撤向印度,第5军撤向云南。杜命新38师继续殿后掩护第5军,在温藻阻击日军,更过分的是要新38师派113团将第5军侧翼要点卡萨也接下。孙立人接受任务后,要求杜聿明将其控制的远征军直属汽车团和第5军直属汽车队共600余台汽车中拨与新38师少量,杜一口拒绝,所有汽车均给第5军,一台也不能给殿后的新38师,连113团远去卡萨保护第5军侧翼也不给汽车运输,要113团连夜徒步强行军前往。其指挥道德之低下,那也不用再说。



5月8日,远征军将领开会决定如何撤退事宜。时穿插的日军56师团先遣队已抢占滇缅公路上的密支拿,截断了远征军主力回云南之去路。远征军最高指挥长官史迪威和罗卓英命撤向印度,但皆指挥不动杜聿明,只能指挥远征军长官部撤向印度。杜聿明要撤回云南,但面对刚千里跋涉抵达密支拿、立足未稳且补给缺乏的少量日军却又胆小如鼠,不敢发起攻击,要部队抛弃战车火炮等重武器,及汽车辎重,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孙立人当场提出异议,认为远征军尚有4个半师及战车团重炮团之强大兵力,应立即攻击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野人山极为荒凉,无水无粮,是葬送远征军之绝路。杜自然听不入耳,只是要新38师继续殿后,阻击日军,等第5军入野人山后尾随跟进。孙立人既无法不让第5军自投绝路,却不能让新38师也覆灭在野人山。新38师并非第5军部队,如要讲杜聿明远征军副司令官的职位,则又高不过司令官罗卓英和史迪威,故孙立人决心先完成阻击任务,掩护第5军全部进入野人山后,指挥新38师撤向印度。



孙立人指挥新38师主力在温藻阻击日军两日到5月10日后,任务完成,即以112团殿后,师直属队和114团向先北撤到卡萨的113团靠拢。113团从9日起已与日军56师团迂回过来的部队激战于卡萨。孙带114团走到半路,得知殿后的112团在温藻被围,未能摆脱日军,而卡萨113团虽仍在与日军激战中但地形有利未被包围故有能力自行摆脱日军。孙立人即电令113团从卡萨向西自行撤向印度,自率师直和114团调头向南,出敌意料,和114团里应外合击溃日军的一个步坦联合快速部队,救出114团,向西撤向印度,经17昼夜艰苦行军抵印。新38师官兵沿途尚从自己亦缺的水粮中省出部分救助数千印度和华侨难民。113团亦于不久后抵印。而第5军则在野人山中病饿死大量官兵,其中杜聿明率军直属队和廖耀湘新22师最后还是撤到印度,18000人只剩下3000余难民般的残兵。另跟随第5军后入野人山的66军第28师5000人因前面第5军已将树皮草根等都吃完,处境更惨,最后只剩百余人活命。



5月底,孙立人率新38师到达印度边境。不料英驻印边防军竟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佬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顿时怒火填膺,下令部队准备战斗。刚巧,被新38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军第1师师长正在该地医院治病,闻知情况后,警告当地英军将领说:"这支中国军是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再说吧!"英军将领将信将疑来到新38师营地,孙立人拉出一支仪仗队,在营门口迎接。



200名精壮士兵,往营门口一站,就是一堵墙。士兵们军装是破了点,但枪支雪亮,个头是矮了点,但精神饱满。仪仗队前头,摆着2门小钢炮,4挺重机枪。英军将领大为惊异,英军将领看完后肃然起敬,态度为之一变。第二天,新38师军容整齐地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10响以表欢迎。



1942年7月,中国驻印军成军,下辖新38师,新22师。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训练地为兰加。1943年2月,在驻印军建制下成立新1军,军长郑洞国,孙立人因第一次缅战有功升兼中将副军长,下辖孙立人新38师,廖耀湘新22师和从中国空运入印的胡素新30师。此次练兵,中美双方之间颇有争执。先是因史迪威换掉驻印军副参谋长温鸣剑,致使孙立人和廖耀湘联名电蒋介石要其迫史迪威收回成命,被蒋压下。后双方在训练上又有歧见,孙廖要在日间的美式兵器教育外更于早晚训练渡河,丛林战,夜战等科目,而美军教官认为会使官兵过于疲劳,最后史迪威同意孙廖意见。何应钦赴印视察训练时特告诫孙立人以中美合作大局为重,避免冲突。1943年3月,新38师因原来战力就强,故首先完成整训,开赴缅北,为打通中印公路的第2次缅战正式打响。



第2次缅战第1个战役是艰苦的野人山战役。野人山全为原始密林之高山,极为险恶,大部队难以补给,重武器亦无法使用,日军18师团55联队以小部队腹筑点逐山防阻,新38师亦以连为单位轮番攻坚。到1943年10月,新38师打通了野人山。此次战役共阵亡连长30余人,平均全师步兵连连长换过一遍有余,山地丛林战之艰难惨烈和日军精锐18师团的质素顽强可见。新38师在野人山中到处见到第5军病困而死将士的白骨,常常是一堆白骨围著枪架而坐。



野人山战役后新38师112团即进入胡康河谷,开始胡康河谷战役,在拉家苏,于邦,临干一线展开。日军兵力为56联队和55联队,配有重炮。而中国军队方面因史迪威之参谋长波特纳研判日军兵力有误,以为还是如野人山一般的小股日军,故只有112团1个团兵力,没有重炮,连团属迫炮连亦未被允可前往,因为补给困难。战斗开始后双方呈胶著态势,日军遂集中55联队主力于中路于邦,反将前来增援的114团1营的1个多连于11月22日包围。这个连就地腹筑工事,日军空有兵力火力优势竟历时34日始终无法攻克其阵地。



112团发现当面日军兵力后,即报孙立人。孙即欲率兵增援,波特纳仍不同意,认为补给困难,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孙同史迪威同飞往战场上空观察后,史迪威即同意孙意见。孙立人率师主力增援,急行军20多日穿过野人山,到达胡康河谷,114团第1,2营用于于邦方向。从12月26日起,激战3日,将于邦日军击溃,击毙55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约1千余人。日军18师团,兵员来自九州岛,以强悍著名全军,历经松沪,南京,广州,昆仑关,南洋,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诸多战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为前所未有之失败。在师团长田中新一报告中言∶“进攻于邦之敌军,总是逐次渗透到我阵地侧背,突然进攻,使我军障碍设施和正面火网完全无用武之地。我军本来具有善于热带丛林战的特长也被粉碎,不得不被迫后退,情况不断出现逆转。"占领于邦后,孙立人攻势不减,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22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孙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胡康河谷战役的胜利,使史迪威将指挥权交回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师长,在此之前,史迪威跨过军直接指挥到师,且师长对本师的命令亦需报史迪威核准后方能实施。此次战役后,孙廖对各自部下的命令只要通知史迪威,无需批准。



3月14日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38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22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叩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



孟拱河谷,从西向东,有卡盟,孟拱,密支拿三大要点。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是以新38师和新22师攻击卡盟,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孟拱以西,再从空中突袭日军后方的密支拿,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


 



5月下旬,孙立人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22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决心再用迂回敌后战术达成此一作战目的。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5月21日,112团奉孙立人命负4日干粮和1个基数弹药插向卡盟背后的西通。112团隐蔽地穿越日军多层警戒线,于5月25日到达南高江东岸。南高江原水流甚缓,但连日大雨后江面宽达千米且水流湍急。112团以急造器材连夜偷渡,于26日凌晨突然攻击西通,日军惊惶失措,还以为是伞兵天降,到27日,112团已经完全肃清西通和周围地区的日军第12辎重联队,炮兵第21大队1中队,和警备队共2个中队。共击毙日军9百余人,缴获155重炮4门,满载械弹汽车75台,骡马500余匹,粮弹仓库15座。28日,112团继续向南北两面发展,击毙日军200余人,占领粮弹仓库20多座,日军在孟拱河谷的粮弹辎重大部落入112团手中。29日,日军为挽救危局,以18师团之114联队从加迈方向,第2师团之第四联队和53师团151联队从孟拱方向,配以重炮战车南北夹击112团。112团两面作战,寸步不让,一直坚持到6月14日113团从加迈方向攻到,南面日军也退守孟拱,共击毙日军2700人,日军3个新锐联队全被打残。



22日,114团在大雨中发起对孟拱的攻击,官兵在没过大腿的泥水中奋勇向前,孟拱日军18师团,53师团,第2师团各部都是新38师手下败将,全无战意,到25日,114团攻克筑有坚固工事的孟拱,日第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至此,已歼灭孟拱河谷日军主力,密支拿城外的盟军亦无须再两面作战和全依赖空运补充,仅剩密支拿尚待攻克。日军从卡萨以53师团128联队和补充完的53炮兵联队向密支拿增援,于密支拿以南被113团和114团伏击,激战3天,被大部歼灭。从此密支那日军再无援可期。新38师在孟拱河谷战役中歼灭日军18师团全部,及53师团,第2师团,第56师团各一部,击毙日军12000余人,自身伤亡尚不到千人。8月5日,盟军历经78日苦战,终于攻克密支拿。此战盟军先后共投入6个团,即梅利尔特种团,新30师全部3个团,新14师42团,新50师150团,歼灭日军约3000人,自身伤亡约7000人。至此,反攻缅北的第1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1流敌人的第1次持久进攻战”。



孟拱河谷战役结束后,驻印军乘雨季进行休整。新1军扩编成2个军。孙立人新1军下辖李鸿新38师,唐守治新30师。廖耀湘新6军下辖李涛新22师,潘裕昆新50师,龙天武新14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解救缅甸方面军的危局,集中50万于6月在中国大陆发动规模空前的1号作战,中国军队精锐大部用于缅甸战场,且蒋介石指挥有误,战局不断恶化。新6军新22师和新14师空运回国增援,新50师留缅编入新1军。



9月,史迪威和蒋介石彻底闹翻,双方因中印缅战区的各种问题观点不一而势同水火,其中特别刺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欲以美械装备八路军,史迪威要亲自指挥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云南境内的准备入缅的远征军。因卫立煌指挥的云南境内的远征军7个半全美械军的压倒优势兵力从5月起向西攻击日军56师团腾冲,龙陵一线,付出惨重伤亡历时4个月仍不能得手,反而频频出现险情。从印度向东攻击的仅1个军兵力之中国驻印军则将日军18师团全部,53师团,第2师团和56师团各1部歼灭,打通了滇缅公路的三分之二。罗斯福总统为中美合作大局,将史迪威调回美国。史迪威和孙立人在共事期间,因训练,作战争执不断。胡康河谷战役孟关战斗中因对114团使用而双方大闹一场,孙立人将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兼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从中午关在师指挥部外直到黄昏。但二人虽然关系一直不是很和睦,却也有耿直的纯粹军人间的惺惺相惜。孙立人频频顶撞,史迪威有气度容纳,是孙立人的幸运。而史迪威有孙立人这样优秀且敢于直言的将领,也是他的幸运。新1军军长郑洞国凡事都不争执,史迪威反不欣赏,除密支拿战斗后期外也不让他参与指挥作战,只让其负责后勤和训练。史迪威将军在临别之际,向孙立人作书告别。全译如下∶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被解除中印缅战区的职务,必须和您分别。要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后就这样告别您,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如你所知,我一直坚持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将之证实了。您已经充分证示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能力,而能为此略尽微力让我非常骄傲。没有人能抹杀我们证明了的事实。从此已后,您已是世人瞩目的军人了。您已经为一支新的,善战的国家军队打好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能够建立起使中国自由和强盛的陆军。您应该以您的此一成就自豪,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忠实的,史迪威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新1军经过近2个月的密支拿休整,于10月15日开始缅甸反攻第2阶段作战。此时卫立煌部中国远征军已基本攻占腾冲龙陵一线,但伤亡惨重,无力完成原来的任务,即打通滇缅公路从云南到密支拿段。于是重新划分任务,卫立煌部中国远征军负责肃清云南境内日军56师团的少量残部。中国驻印军接过打通滇缅公路剩余段的任务。



新38师担任攻击滇缅路要点八莫的任务。八莫守军是日军第2师团搜索联队,16联队一部,及18师团55联队在孟拱河谷被歼灭后重建的一部,再配以重炮和战车各一部。新38师一路拔除日军前哨据点,于10月底抵达日军太平江防线。孙立人再用两翼迂回战术,从上下游渡江,突破日军防线,于11月中包围八莫并攻占八莫外围所有要点。新38师经过1个月攻坚战,将守军5千余人全歼,击毙八莫守备队司令官原三好大佐,攻克了工事要塞坚固号称至少能坚守3个月的八莫。缴获仅重炮即有28座之多。当时正是中国国内战局最危急时刻,日军攻克桂林后再克独山,都匀,重庆震动。新38师攻取缅北重镇八莫使中国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作。



新38师攻击八莫同时,孙立人命新30师绕过八莫,指向八莫以南40英里,位于中缅边境的南坎。12月3日,新30师前锋90团与北上增援八莫的日军遭遇。日军兵力为重建的55联队主力,重建的56师团146联队一部,炮兵18联队一部,辎重工兵各一部,和新锐的49师团168联队全部。14日,日军集中主力强攻90团3营防守的5338高地,从日到晚1昼夜间连续冲锋15次,遗尸1263具,90团乘势反击,日军丢弃大量枪炮弹械逃走。在90团和日军激战同时,88团,89团,112团,114团从侧翼绕过直取南坎,于1945年1月7日将南坎包围,15日,在大雾中一举攻克远征军两次攻击不能攻克的南坎。新1军又应远征军之请围歼位于老龙山,芒友的日军56师团。新38师主力于22日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滇缅公路就此全部打通。同时114团将56师团向南出路封锁并阻击北上增援的第2师团第4联队。新30师攻取老龙山,再于2月8日南取巴卡,将56师团残部大部歼灭。新1军继续前进,连续攻取新维,腊戍,将第2师团,第49师团残部歼灭。这时新1军右翼队的新50师经过半年战斗,先后攻克万好,南保,南杜,西保等要点,最后于3月30日攻克乔美,歼灭56师团最后的残部,结束了缅北作战。



新1军在历时2年的第2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3个联队长以下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取公路646英里。新1军伤亡1万7千人。没有任何其他1个中国军的战绩能和新1军相比。



孙立人率新1军在缅甸作战期间和战事结束回国以前,尽全力救助缅甸华侨,故后来1950年国民党第8军、第26军残部退入缅甸后得到华侨在兵源,钱粮上的全力支持,得以在缅甸站稳脚跟。



孙立人和他的新38师、新1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东征西讨,迭克强敌屡建战功,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为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45年8月当日本军阀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之前夕,苏联红军挥军进入我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林彪奉毛泽东之令率10精兵在苏军掩护下,亦星夜出关进入东北,继则苏军将接收日本关东军百万人之装备,无条件装备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军队渐渐成长壮大。1946年初,蒋介石急于争夺东北,令新1军从广州挥师北上。2月17日,新1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4月5日,新1军奉命出铁岭北进,经开原,昌图,攻击四平的林彪主力。新6军,52军出辽阳抚顺南下攻击本溪的南满共军。4月7日,左翼的新38师113团前进到昌图以北的兴隆泉,遭到预伏的林彪亲率的1师,3师8旅,10旅的包围。113团在包围中激战到4月10日,112团和114团已从外围逼近,林彪解围而去。新1军继续北上,攻占鸶鹭树双庙子泉头一线,逼近四平。4月16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71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金山堡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1军独力从正面强攻四平。这时新1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4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式辉派郑洞国临时指挥新1军。郑洞国虽是新1军第1任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在新1军将士心中的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4月21日开始攻击四平,3个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



5月10日,蒋介石不得不电召仍在华府开会的孙立人回国统率新1军。5月15日,孙立人到新1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5月16日,新50师从正面攻击,新30师和新38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1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部防线。5月17日,新50师150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



5月18日,外线新6军又攻克塔子山,内线主攻四平城区的新1军新38师114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1军新30师88团突破城南防线,民主联军防线动摇。林彪被迫作出放弃四平的决定。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林彪没有等待延安的命令,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逐次撤出四平。



孙立人亲自驾驶坦克第1个冲进四平城。这时廖耀湘新6军前哨刚到四平东面的火石岭子,杜聿明却在报纸上发表廖耀湘攻克四平。孙立人在第1次缅战坚持己见率新38师西去印度,全师得脱险境,杜聿明率部第5军走野人山,病饿死无数将士,最后还是到印度。孙的新38师一直掩护第5军到撤进野人山,只有杜对不起孙,决无孙对不起杜,杜却从缅战后一直忌恨孙。其实,孙虽从师长升为军长,但那是有歼灭10万多日军的战功在背后的,杜从第1次缅战后并无对日一战,抗战胜利后却仍高孙1级,背后除了用野人山里第5军将士的累累白骨和昆明兵变解决龙云来对蒋介石个人表示的忠心还有什厶?



新1军攻克四平后,杜聿明命新1军尾随林彪攻击中长路上下1个要点公主岭。廖耀湘新6军则从四平以东超越公主岭直取长春,这样部署之用意自是要把占领长春的功劳给他的旧部廖耀湘而非孙立人,因公主岭已筑有防线,是林彪计划中要固守的要点。不料孙立人带新1军飞兵猛追,林彪刚退到公主岭,孙立人亲率新50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仓皇北逃,属下各部也各自夺路乱走,再无法有有组织的抵抗,不但公主岭1日即失,连长春也没有守。5月23日,新50师150团和新38师搜索连分别从南面和东面进入长春。5月24日,新30师攻占怀德,新38师出长春继续向北追击,新50师在长春城内布防。此时南满鞍山海城的国军60军184师告急,杜聿明命整个东北国军中位置最北面的新1军的新30师和新38师南下去救,新50师留在北满归廖耀湘指挥。杜的作战命令中,令新30师于26日集结于四平,新38师于27日集结于四平,解救鞍山海城的184师。这个命令的荒谬,首先在于新1军离184师最远,且已在战斗中展开,集结须时,即使新30师和新38师能按杜的命令于26日,27日集结于四平,再去鞍山海城,184师早就被歼灭了。再次,即使要新1军去救,也因应以集结在长春立刻就能出发的新50师去救,而非展开中的新30师和新38师。杜聿明的用心,无非是要借次机会将新50师从新1军分出而调入新6军,因密支拿整编后本将新50师编入新6军,后新6军空运回国,新50师留缅编入新1军。



24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听了孙报告后,可能也觉得杜聿明做得过分又笨拙,只是为了顾全杜的面子,命新38师休整以后去南满帮助扫荡一下就回北满,新1军主力还是留在北满。



新1军继续北进,占领德惠农安等地。6月4日,新50师149团渡过松花江,6月5日,攻占陶赖昭车站,此时新1军距林彪最后的根据地哈尔滨只有几十里路了,林彪根本无力招架,打算逃往佳木斯,此时哈尔滨党军及各类机关是一片混乱,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溃散,民主联军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往大兴安岭打游击。就在新1军欲乘胜进击,孙立人想直扑哈尔滨,一举吃掉民主联军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6月7日,在马歇尔将军等3人军事调解小组以停止美援威胁下,蒋介石下令新1军停战。孙立人即留1连防守陶赖昭桥头堡,余部返回松花江以南。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说:“这是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



纵观世界战争历史,大凡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指挥战略性撤退是十分危险的。而此时,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真是雪上加霜。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由此了解到民主联军实力大损,便放心大胆指挥国民党军一路猛追。民主联军主力一直撤到松花江以北才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林彪“指挥得当,进退有据,保存了部队的精华”。“在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在8千以上,而且都是一些老骨干,等到敌人得到新的力量,集中新6军向四平增援时,我军不得不被迫撤退。在四平保卫战后,敌人用机械化部队追击,我军在防守中经1月余苦战,部队已极度疲惫,加以撤退后之急行军,当时我军失去抵抗的力量。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的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3师之7旅,原为井岗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3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7师原有1万2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4千人,失去战斗力;1师梁兴初部剩5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2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1旅损失相当重;其次8旅、10旅、杨国夫部7师也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部队中发生悲观情绪,要求到后方休养,离主力去做地方工作。”(摘自47年2月民主联军总部给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总结报告)。



东北停战以后,国军方面立刻就暴露出兵力不足之问题,盖国军占领大量土地,皆因林部四平一战后一直被国军紧逼而缓不过气来,一旦双方停战,林部立刻就显示出兵力雄厚的优势。以划分给新1军的防区为例。东起老爷岭,西迄农安,北抵松花江北岸,南达公主岭,正面宽达300英里。要有连贯的防线决无可能,只能据点防守,被林彪围点打援将是不可避免。而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土地比任何都重要,收缩防线主动放弃一些地方是决不允许,总要到连部队和土地一起送掉才死心。东北停战个4月后,10月初,南满民主联军3纵4纵发起攻击,东北战事重起。12月底,杜聿明率主力南下攻击3纵4纵,林彪就于1月初1下江南,率1,2,6纵和3个独立师,先包围其塔木的113团1个营,先包围其塔木的113团1个营,再歼灭来援的113团主力,最后再攻克其塔木。孙立人被林彪围点打援一口气吃掉2个团,气得他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2月,林彪率1,2,6纵,3个独立师和1个炮兵师2下江南,先在城子街歼灭89团,再围攻德惠新50师。



杜聿明命新50师突围,师长潘裕昆请示孙立人。孙命新50师不要理杜的命令,坚守德惠,自带3个团增援德惠。为防林彪围点打援,孙立人带3个团长程迂回,于3月3日赶到德惠,见孙立人亲自率军前来,林彪当天黄昏即开始撤退,撤回松花江以北。民主联军溃退之后,战场上到处是在新50师炮火下牺牲的民主联军战士的尸体。潘裕昆将军战后说:民主联军在围城之战中,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一波倒下去,一波又冲上来,但他们的人海,最后还是抵不住火海。因此他的结论说:德惠之战,是人海对火海之战。此役,149团因坚守德惠被蒋介石赐名中正团,149团2连防守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陷于战线后30英里,被24倍以上民主联军围攻24天而坚守成功,被蒋介石赐名中正连。林部四平败于新1军后,为鼓舞士气,消除对新1军的畏俱心理,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1军”。德惠之役后,反流传“只要不打新1军,不怕中央百万兵”。



3月,林彪3下江南,先重创71军,再包围杜聿明和新22师于农安。杜惊慌失措,急电九台新30师救援。唐守治率新30师迂回往援,避开了林彪的围点打援,林彪解围而去。但杜仍在其后的军事会议上指责唐守治,孙立人因此和杜当场闹翻。杜告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新1军,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的虚职。孙立人于4月26日,将新1军交接给下任军长潘裕昆,不久即回南京,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官兼陆军训练司令官。孙立人离开东北之後,***开庆祝会道:「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东北战局由此逆转。



孙立人苦心经营数年并赖以起家的新1军随廖耀湘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东北情势完全如***所言,收入了共产党的口袋,***曾感叹的说道:"孙立人是中国近代最勇敢及最善战的将军,可惜他生错了地方"。



1947年7月,孙立人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10月,孙立人选定台湾凤山为新军练兵基地,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次练兵。11月,孙立人将陆训部迁到凤山,并调新1军教导总队第9期毕业学员入台作为示范队。



孙立人的原来的新军训练计划是要以新兵训练。但当时已无可能,改为训练现有部队。1948年1月,凤山陆训部的训练机关定名为第4军官训练班。青年军201师随后抵凤山受训。



1949年8月,陈毅华东野战军部叶飞10兵团攻克福州,10月又克厦门,准备攻击金门。金门守军为李良荣22兵团,其中第5军共3千人守小金门,第25军40师5千人守大嶝,第25军45师5千人守大金门岛,22兵团司令部和第25军军部和直属队共6千人也驻大金门。第25军已是第3次重建之部队,此前先在碾庄,后在福州被歼灭,战力较弱。李良荣8月撤到金门后即急电台湾请孙立人派新军增援。这时台湾只有80军下辖之青年军201师,206师,207师。其中完成训练的只有201师。孙立人即命郑果201师师直属队和601,602团约7千人船运金门,配属25军。201师603团赴马尾掩护其他部队上船后返台湾。李良荣在金门校阅201师后,写信给孙立人言∶“201师的精神纪律及战斗技术,均为今日部队中的最优越者,金门有此1师,乃敢夸言稳固,此皆吾兄忠诚及智慧所得之结果。”



10月12日,胡琏12兵团从汕头撤退,其中18军共8千人退到金门。金门岛防区划分,以最强的25军201师守卫宜登陆的西区北半部,次强的25军45师守东区北半部。18军守东区南半部,25军40师108团守西区南半部。



10月24日夜,叶飞10兵团以3个团向金门发起攻击。左翼队244团在属602团防区之琼林登陆,中央队251团和右翼队253团在601团防区之古宁头到林厝间登陆。叶飞的战法,明显有轻敌的意味。一旦上岸,即不顾一切向纵深猛插,除253团因地形所限而大部被压缩在古宁头外,251团和253团都穿过滩头阵地向第2线防守阵地冲去。这样的战法,用于战意薄弱的敌手是可以的,但对201师,反而陷在滩头阵地和第2线阵地之间,腹背受敌。凌晨后,602团投入预备队第1营配以战车3团1营反击,很快将244团击垮,冲到海边和团主力会合,随即向左旋转,将251团压缩到古宁头。14师42团留在林厝负责肃清251团约1个排。



25日下午,投入18军118师和19军14师40团攻击古宁头的南山和北山村。26日凌晨,投入601团预备队第1营从湖下涉水绕到古宁头海滩上岸,和仍坚守在海滩上的第3营8连里应外合,攻占滩头阵地,再和12兵团各部合围。于下午攻占古宁头全部。最后打扫战场于27日上午结束。金门之战,后因孙立人下台,胡琏12兵团增援被称为胜利关键。但实战中,201师投入部分预备队后独立完成了反击,将对方压缩到古宁头,然后12兵团2个师方真正参战。由于叶飞没有船无法大量增援,即使没有12兵团,201师也能独立结束战斗。实际上,由于12兵团是被歼灭后重建的部队,战力很弱,反而拖延了战斗。



1948年底,孙立人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和台湾防卫司令。1949年8月,升台湾防卫总司令。制定实施台澎防卫计划,建立全岛防卫工事体系,整训撤台的80万败军。1950年3月,升陆军总司令。到1951年4月,台澎所有部队10个军都已经1年以上整训,从刚到台时纪律全无,装备寡劣,多为抓来壮丁的一群溃兵变为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很有战力的军队。



然国民党内军政各派系,是所谓内斗内行,外战外行。孙立人做事认真不讲情面,一切秉公办事,将各个派系如蒋经国,彭孟辑的政工情治系统,黄埔系的陈诚,周至柔,俱都得罪,即成众矢之的。蒋经国要学习苏联的做法,将其政工系统控制军队,而政工人员素质却又低下,故为孙立人所抵触。陈诚,周至柔,则因黄埔系已是其土木工程系的一统天下,却因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反对军队分派系,而势力受挫。除各系对孙的攻击外,令蒋介石对孙怀疑的则是孙立人公开讲的军队国家化的建军理想加之美国对孙极为看重欣赏与之联系甚密。盖蒋视国军为其私人军队,孙立人要军队国家化,岂非威胁蒋的独裁?美国此时正鄙视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孙是美国的红人,蒋介石怎能心安?而孙本人,并未看清其对蒋的忠诚,同其对国家的忠诚,其实相互冲突。故直到针对他的“孙立人兵变”案发生仍茫然不觉。



孙立人兵变案,正称郭廷亮匪谍案。1955年5月25日,陆军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政工系统从校中逮捕。其后台湾即传闻有兵变企图被侦破,而兵变涉嫌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上将。海外舆论亦予以高度关注,各种猜测俱有。8月20日,蒋介石总统令发表,称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同日,由新闻局发表案情,云郭廷亮在任新38师炮兵营长于东北作战时投入共产党谍报组织。来台后从事渗透颠覆活动,1955年5月预谋发动兵变,被缉捕。孙立人因失察而引咎辞职,并请查处。由特设之9人委员会详察此案。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10月20日,委员会发表调查结果,即将案情同样重述一遍,同日再发总统令,云9人委员会调查结案,孙已辞职,即毋庸议处,由国防部查考,以观后效。但海内外舆论皆因此案详情始终没有发表而对此案性质多有怀疑。9月20日,监察院部分委员联名提出议案,要求由监察院依照宪法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此案调查。即成立曹启文为首的5人委员会,到11月20日完成调查,不料此调查未发表调查报告,成有头无尾之状。另外此案共判郭廷亮等35人,都是中下级军官。首犯郭廷亮为无期徒刑,其余有15年,10年,8年数人,大多是4年。当时震动世界的孙立人案就此结案。孙立人就此被软禁在台中,在家中种花养鸡,教育子女。”



近年解密的资料表明,1949年后美国对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极为失望,秘密制定计划欲通过政变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孙立人也因许多事情对两蒋不满。1950年底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因政治需要,美国改变态度转而支持蒋介石,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台湾统治地位稳固后开始对孙立人下手。



1955年因“兵谏”事件被蒋氏父子软禁于台中33年,直至1988年3月恢复自由。


1991年11月19日,一代名将孙立人将军在台中市去世,终年90岁。



嗟乎!孙立人正当壮年却被软禁失去了展示雄才大略的人生舞台。他率真勇敢,满怀理想,专心军事,立志报国,敢于抗上,政治上幼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真是不同的专业需要不同的素质,军事和政治确是是两码事,专制政治需要绝对服从,而血肉战场却需要敢于抗上,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作出最佳选择。正因为他专心军事,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奇迹,也正因为他对政治的不够用心,才在官场屡遭暗算。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韩信,岳飞......孙立人的悲剧不是他个人悲剧而是中国几千年传统专制文化的悲剧,这种状况迄今未见有多大改变。



孙立人将军在抗日战场上一改中国自1840年以来在外战中屡战屡败的孱弱形象,进攻、进攻、进攻,胜利、胜利、胜利,一少胜多,战无不胜,表现出罕见的、强大的战斗力,令世界震惊,让中国人骄傲。这样的民族英雄值得中国人永远铭记!




中国未收回的被侵占领土排行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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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收回的被侵占领土排行榜2 - langren0124 - langren0124的博客

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62年10月的中印战争中,中国在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将军队悉数撤回至实际控制线(青色线附近)后20公里,不啻于在事实上承认麦线存在或有效。而印度人又回到了那里,耕作建设,繁衍生息,已成了六、七百万新一代印度人除此地之外已无别的地方是他的“家”的一块土地,再收回,一时的失策,竟做成了连麦克马洪也无法做到的事!


在当时的苏、中、美大三角大战略中,中印之矛盾是虽是次要矛盾,不值得与之扩大战端,但在当时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军威显赫,各族同仇(大量物资,如炮弹等是在牦牛也无法爬行的情况下,由我藏胞一发一发山那边背过来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印度东北一带风声鹤唳,已无可战之兵!是完全可以守住的。守住了,在谈判桌上就占主动:既有历史依据又有实力控制。而现在,既不战又不守,又不能把印度拉上谈判桌,此事依旧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随着2002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继签署边界条约,中国北方的漫长陆地边界线全都与邻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在中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上,唯有1700公里的中印边界划定依旧悬而未决,这里也成为现阶段中国陆疆唯一有可能爆发边界战争的地区。(按照笔者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存在战争危险的地区只有四块:台湾、钓鱼岛、南沙群岛和中印边界,前三块都在海洋上)

  

  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网友们的文章非常多,但是讨论主要集中在边界历史和1962年中印战争上。我对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的未来怀着深深的忧虑,愿意和各位爱国网友一起交流。虽知人微言轻,我还是想喊出自己的心声:

  

  “十三亿中国人,坚决反对将麦克马洪线合法化的任何企图!!”

  

  “谁承认屈辱的麦克马洪线,谁就是李鸿章!!"

  

  1.中印边界地区现状: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①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被印度占领。

  

  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

  

  ②中段,争议领土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③在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我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极大耻辱。

  

  2.印度在中印边界上咄咄逼人的蛮横态势:

  

  印度防务专家始终认为,“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 当前,印军对华实行“攻势防御”战略方针。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建立一支实战与威慑并重的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区保持对我的军事压力。二是以巩固和扩大领土利益为目标,加强在边境地区的蚕食活动,力图保住东段、守住中段、夺取西段。三是有重点地建立攻守兼备的军事部署,准备与我打一场不同强度和规模的战争。

  

  目前,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包括中锡边境)地区部署的陆军有2个军8个师共21万多人,而且在纵深(靠近错那方向)还部署了1个军作为预备队;空军有9个飞行联队、1个导弹分队。与60年代初相比增加了4倍,已对我形成局部优势(7倍以上优势),远远超过了它的防御需要。而且印军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优势明显,尤其是空军力量和导弹力量较强。印军现有各型飞机1800架,其中有40架幻影2000,100架米格27,63架米格29,120架美洲虎,40架苏30MK。与我相比具有明显的质量优势。

  

  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炮兵发展迅速,现已全部装备了瑞典的FH-77B(155毫米口径)和俄罗斯的M-46(130毫米口径)野战火炮。FH-77B型火炮射程在40公里以上,可发射从俄罗斯引进的“卡斯诺普”-M型激光制导炮弹。目前,印度正在研制一种射程超过70公里的火炮,如果此种炮弹全面投入使用,印军可取得中印边界地区的炮火主动权。此外,印度还在中印边界部署了射程为150公里的“普里特维”战术导弹群。

  

  为了适应与中国未来在山地作战的特点,印度专门组建了10个山地师,其中9个部署在中印边境。并且在中印边境上部署了印全部军力的1/3以上,特别是空军在中印边境对中国形成局部的绝对优势。自80年代起,印度不惜耗巨资在地理环境恶劣的中印西段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全面进行战场建设,目前该地区的战场准备已具规模,囤集了7倍于我的兵力。此外,还在近几年里连续举行了数十次“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作战演习。1998年印度悍然进行核试验,并明确宣称核实验针对的是中国。

  

  3.在中印边界军事力量对比中,中国处于“压倒性劣势”的地位:

  

  同印度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相比,中国的应对无疑是软弱和令人失望的。中印战争结束40年,我们并没有打第二次中印战争以收复失地的战略计划,没有完成战争所需的充分准备。不谈扩军备战,解放军的后勤供应依旧困难。规划了五十年的青藏铁路拖到01年才动工兴建。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苦衷:文革、北极熊、中越战争、美日安全同盟、台独、蒙独、疆独......尤其是台独,至今还在消耗着中国主要的国防力量!!谁叫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么恶劣,内部又不团结!!

  

  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由“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引起中方强烈抗议。我国军方强烈主张借此再打一场中印边境战争,收复失地,再不撤退,但是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碍外,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后勤系统,因为他们难以为战争需要提供切实保证。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后勤系统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部队的生存状态。如果这场战争真的爆发,胜负的天平很可能倾向我们的敌人。

  

  4.中国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危险倾向:

  

  中国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并不坚决。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强调“这条线”的非法和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则还有“妥协”的余地,希望通过承认麦克马洪线来确认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属于中国。这种“送东段保西段”的态度,从1960年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9年8月至10月,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上相继爆发中印武装部队交火事件, 全长1700公里的中印边界线全线紧张。 1960年4月,周恩来第三次访问印度,在两国总理会谈中,周表达了中国的重要立场,要点如下∶

  

  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 ②通过谈判双方缔结新约,中国将不在谈判中提出领土要求,新条约会肯定旧条约(所谓旧约既划定麦克马洪线的《西姆拉备忘录》)中的边境走向。但这是两个平等国家协商的结果,可以消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恶果。 ③中国谋求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 ④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现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虽然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划定的,但中国仍然愿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它。

  

  1960年,中国的态度是“送东段保西段”,实际上就是准备在印度放弃对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后,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问题的焦点实际上是印度贪得无厌,企图两块都要。结果未能签署边界条约,并在印度的野蛮侵略的情况下,爆发了边界战争。

  

  1960年,中方谈判用语是这样地: “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不公正的,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仍然愿意接受。”我对这种领土谈判的逻辑感到深深的悲凉!!按照这种逻辑,即使把中国全部领土送给外国人,也是理直气壮的。

  

  “尽管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日本长期占领中国岛屿是非法的,不公正的,但是考虑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仍然愿意接受钓鱼岛划归日本。”

  

  “尽管长城以北的广大领土自古属于中国,俄罗斯对这些领土的侵占是违背国际法的,不公正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政府仍然可以接受中俄以长城为界的现实。”

  

  中印边界上最核心问题就在于: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要求,我们就真的承认麦克马洪线?承认这条浸透着中华民族耻辱的非法边界线?

  

  5. 麦克马洪线的悲歌:

  

  “我永远诅咒麦克马洪线,我永远拒绝承认屈辱的麦克马洪线”

  

  如果中国承认屈辱的“麦克马洪线”,用土地换和平,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首先将导致中国与外国的领土斗争中全面被动,既然富饶的藏南可以送掉,那么日本为什么不会要我们送钓鱼岛,东盟为什么不会要我们送南沙群岛?其次是严重打击国内民心士气,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丧失。第三,中印边界永无宁日,无赖国家印度会得寸进尺,更加积极夺取中国领土。

  

  ①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领土斗争也要“有理有利有节”,一旦签订边界条约,我们想改变,就是“无理”了,至少丧失了主动性。

  

  ②领土涉及国家主权,涉及国家根本利益,也就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手段,我们可以送给外国财富、金钱、技术,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唯一不能赠送的东西,就是领土,领土!!原因很简单:再多的财富也可以重新创造出来,唯有领土,一旦失去,就永远回不来了!宁失千金,不丢寸土!!

  

  ③不管是谁主政,丢了国土,他就是历史的罪人。

  

  当年的道光皇帝很有自知之明。1850年,道光去世时,宣诏在自己陵前不立神功圣德碑他很清楚:就是在自己手上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首开清朝丧失国土的先例,必为后世子孙永远指责。如果真的立了这样的碑,那么就是他自己的“耻辱碑”。

  

  ④ 发展经济是第一,国家主权更是第一!

  

  领土问题涉及子孙后代、千秋万世的根本利益。如果为了短期的、眼前的利益而用领土与外国人交换,看似聪明,实则愚蠢之至。自己的心声:

  

  “十三亿中国人,坚决反对将麦克马洪线合法化的任何企图!!”


NO.5 历史的遗恨——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是西太平洋一系列岛屿,位于台湾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呈东北-西南向。琉球群岛从北到南,包括大隅诸岛、吐噶喇列岛、奄美诸岛( 统称“萨南诸岛”,属鹿儿岛县),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统称“琉球诸岛”,属冲绳县)。面积共4,600多平方公里。人口140多万(1985)。多低山,最高点宫之浦岳海拔1,935米(在大隅诸岛的屋久岛)。亚热带气候,为常夏岛,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多台风。 甘蔗和菠萝是两大特产,还产甘薯。猪、牛亦多。近海渔业发达。主要城市有那霸、名濑等。旅游业甚盛。


二、历史


  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中国大陆东方(台湾岛的东北方)、日本九州岛西南方的大海中,为一群岛。同古代日本一样,关于其国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古史。《隋书》中即有《琉求传》。据1650年成书的该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一部国史《中山世鉴》称:“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久筑之。”“当初,未[有]琉球之名。数万年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故因以名琉虬也。”这就是说,中国隋朝时(581~617),该国始被称为琉虬。查中国典籍,虬是龙的一种。以琉球群岛散布在大洋中的状态而言,谓之琉虬,实在非常形象。然而可能因为古代中国都将龙作为华夏帝王的象征,史官写史多有忌讳,所以《隋书》就将它改为同音的“琉求”了吧。


  到明代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中称其为琉球。从此乃成为正式名称。可见,连琉球国的国名也是中国取的。据《殊域周咨录》载,该诏书说:“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这份诏书除了以华夏自居中央,使用了中国历代皇帝习用的“蛮夷”之类词以外,毫无威胁恐吓的意思,是一种和平外交。因此,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首先领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与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见1725年琉球国用汉语自撰的第二部正史《中山世谱》)继中山王后,琉球山南王承察度和山北王怕尼芝,也相继于翌年向中国皇帝称臣入贡。当时琉球“三山分立”,相互征战。明太祖知悉后,又去诏云:“使者自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堪悯怜。”因此要求他们“能体朕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后三王果然罢战息兵。足见此时中国皇帝在琉球享有高度政治权威,当时的琉球实是中国的属国。


  据琉球国史及各种史料记载,自洪武十六年(1383)起,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正式确定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延续了整整五个世纪,即使是日本庆长十四年(1609)发生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琉球,琉球国在受到萨摩制约的情况下,也始终未变。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人琉。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琉球王国也曾主动请求赐人,如1606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与此同时,琉球王还经常选派子弟到中国留学。


            


  从明洪武五年(1372)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日本强行“废琉置县”为止)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写的。连它的国都首里城的宫殿,都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充分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琉球人也与日本人做生意,但每逢中国册封使到琉,必禁用假名、和歌、宽永通宝(日币),改穿唐服。琉球还配合中国抗倭,《明史》就有记载,如嘉靖三十六年(1557),“先是,倭寇自浙江败还,抵琉球境。世子尚元遣兵邀击,大歼之,获中国被掠者六人,至是送还。”


  1609年,萨摩“以劲兵三千入其国,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明史》)。当时琉球王侍从写的《喜安日记》记载:“有如家家日记,代代文书,七珍万宝,尽失无遗!”萨军将琉球王尚宁等百余人俘至鹿儿岛,达三年五个月,逼迫尚宁王屈辱地承认向其“进贡”。同时还强行割占琉球北部五岛。但即便如此,也尚未改变中琉关系。如据《明史》记载,万历十四年(1616),“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当时忍辱负重的尚宁王在国家残破的情况下,依然不忘“遣使以闻”,通报中国防备日本侵略。清朝入主中原后,中琉册封关系继续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更为扩大了。


  然而,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原来萨摩对琉球的侵略掠夺,还只是日本西南某个岛藩的强盗行为;现在,日本则要进行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了。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中,就提到了要侵占琉球。明治五年(1872),日本借琉球使者到访日本之际,突然强制“册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并列入所谓“华族”。这是维新政府强行改变日琉关系的第一步。而这些行径,当时都是暗中进行,对中国隐瞒的。从此,琉球便成为了所谓“日清两属”。而后,日本政府不断施加政治、军事压力,进一步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但每次均遭拒绝。如1875年8月5日琉球王尚泰答复日方的信中,便说不能“忘却中国累世之厚恩,失却信义”。还提到所谓“两属”之事,“以往对中国隐匿,恳请对中国说明,采取明确处置”,并表示“愿对两国奉公,永久勤勉”。但日本还是不肯罢休。



  面对日本政府的百般逼迫,琉球国在不断向日本“请愿”要求保持中琉关系、不变琉球国体政体的同时,还向西方各国公使发出外交求援信。日本恼羞成怒,1879年1月10日日本《朝野新闻》竟称“琉奴蔑视我日本帝国甚哉”!于是,日本决定不顾国际公法,不顾琉球国臣民的意愿,加快吞并琉球。1879年3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人员,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归仁王子命令交出政权。4月4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的政府档案,企图销毁和隐匿历史见证。并强迫尚泰王等前去日本。这时,琉球王国仍拼死反抗,发出血泪抗议,并曾秘密派官员赴天津谒见李鸿章,请求中国“尽逐日兵出境”。清政府也据理与日本力争过,但终究未能派兵援助琉球。这当然也是与清朝政府腐败、实力衰落有关的。当时,流球国陈情通事林世功还在北京壮烈自杀,以死抗议日本侵略,以死请求中国出兵。然而“自为一国”的琉球还是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但反抗运动继续进行,大概到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渐息。


  直到1919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组织人辑集清诗总集《晚晴移诗汇》(1929年编成)时,仍然将琉球诗人的诗作为“属国”的作品收在最后一卷中。1925年,著名诗人闻一多发表《七子之歌》,将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离开了母亲怀抱的七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在“台湾”一节里他也写到了琉球:“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流球灭国一百二十年后,日本政府别出心裁地把2000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放在冲绳召开。日本还特意新印了面值2000日元的纸币,上面的图影是当年琉球王国的遗迹。真不知那些世界首富国家的首脑,坐在当年琉球国的土地上,会不会回想起历史并不十分久远的那一幕灭人社稷的暴行?会有什么感想?


   


蒋介石两次拒接收琉球群岛 事后大为后悔


【背景】


二战进入反攻阶段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经过】


建议共管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它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员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后果】


美国日本获得利益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此事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NO.6 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




  当我们打开俄罗斯地图,翻到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时候,会奇怪的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地名,尼古拉耶夫卡、波雅尔科沃、穆拉维约夫卡、格罗杰科沃、沃尔科夫、库罗巴基诺、格里布斯基……其实,只要你稍微有些历史知识或者简单的查阅一些资料,就会洞透隐藏在这些地名背后的玄机——尼古拉耶夫那不是积极侵华的沙俄头子吗?波雅尔科夫不是最早侵入黑龙江,活吃索伦人的所谓俄国探险家吗、穆拉维约夫不是连哄带吓逼签瑷珲条约的俄国政治流氓吗?格罗杰科夫不是所谓滨海州总督,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吗?沃尔科夫不是曾组织策划海兰泡惨案大肆屠杀华人的阿穆尔州四区警察局局长吗?格里布斯基不是直接策划了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并组织了对80余个中国村落的万人大屠杀的所谓阿穆尔省军政长官吗……如果将这些带血的地名按其主人公的生卒年连成一条线,发现几乎囊括了沙俄的半个侵华史--那是中国的耻辱史和血泪史。是谁在给这些人命名,他们究竟要表达什么?是以自己特有的“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欢欣,还是对对方的恣意侮辱和毫不掩饰的藐视?为什么要在凝结着中国人的奇耻大辱的地区如此密集的给这些刽子手命名?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跨越各历史时期的殖民头子、警察、恶棍、无赖、流氓在这块狭小的相遇了,他们在曾经被他们血洗的土地上济济一堂,向对岸炫耀着自己的殖民武功!小小的江东六十四屯,一串串滴血的地名……令人想起105年前的血案。

  

  海兰泡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是蓄谋已久,经过周密策划的。俄国人性格中兼有“贼”与“匪”的双种属性,“贼”性使之贪婪而惶恐,在其孱弱时有机会便去偷,偷完了又怕索还,所以千方百计地企图消除“赃物”上原主人的特征。“匪”性使之歹毒并迷信暴力。俄国人做什么事情素来是“三分抢、七分赖”,“只需要借口,不需要理由”的。对《瑷珲条约》清政府保留在江北的这块飞地恨在心里,又怕在心里。使出种种下作手段几经滋扰仍不能使江东的中国人离开后便开始策划更大的阴谋。贼偷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偷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

  

  当揪住“义和团”拳乱这根稻草后,规划中的大屠杀便开始了。屠杀从7月16日几乎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同时开始。屠杀具有军事恐吓性质,偷了东西的贼将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主人用水淹死、用火烧死、用枪打死、用刀刺死、用斧砍死……他们千方百计的放大屠杀效果,通过控制节奏、设计细节来制造心理效应。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中国人断肢碎骨、横亘江津、哀鸿遍野,血流成河,黑龙江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室中的铁门锁住了江东、江北数万同胞的生路,整个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变成了中国人的屠场。

  

  我们随着中外各方的不同笔录,再次追忆一下105年前的那个悲惨时刻:

  

  “到达上布拉戈维申斯克时,东方天空一片赤红,照得黑龙江水宛若血流。…… 手持刺刀的俄军将人群团团围住……把河岸那边空开,不断地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立即枪毙!’ ……人群开始象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人群发狂一样喊叫,声震蓝天,有的想拼命拨开人流,钻出罗网;有的践踏着被挤倒的妇女和婴儿,企图逃走。这些人或者被骑兵的马蹄蹶到半空,或者被骑兵的刺刀捅翻在地。随即,俄国兵一齐开枪射击。喊声、哭声、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

 “清扫现场的工作,紧跟在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立即开始进行。……那堆积如山的‘尸体’,大部分是气息未绝的活人,周身肝脑迸溅,血肉狼藉。…… 不管是死是活,被一古脑儿地投入江流。……清扫过后。黑龙江水浮着半死的人们象筏子似的滚滚流去,残留在江岸大片血泊中的只是些散乱丢弃鞋、帽和包袱之类。就是连这些遗物,也都被蹂躏得一无完形。”

  

  “二十一日(公历七月十七日)午前十一钟时,遥望彼岸,俄驱无数华侨圈围江边,喧声震野。细瞥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这个地区,在我穿越它之前的不到四个星期,曾经是一个战场。欧洲的媒体对这个战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它真正特点却全然被忽略了。”“这不是在黑龙江岸边发生的、有组织的交战双方的一场武装较量,这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全体居民的冷血屠杀以及对其家园的系统毁灭。”

  

  “麻木的人们就看待黑龙江面浮满尸体,飘动和堆积在这条江的中国沿岸。人们最初认为那是俄国人的尸体,但是不久就真相大白:警察在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把所有海兰泡居民带到距黑龙江七俄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扔进激流。由于受难者人数众多,在将他们抢劫一空之后,他们是被分组抛入河中的。嗜血的凶手们全然不顾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们的乞求。生活在海兰泡的六千中国居民,只有六个人幸免于难。”“凶手们惩罚受难者并屠杀那些试图在水中自救的人。他们用受难者的长发辫把他们梆在一起,再投如水中。”


“二百余年积蓄,迫为国难,一旦抛空,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江东屯仓,俄兵举火烧平,愁烟蔽日,难民避无处,哀鸿遍野。”

  

  这些中外各方对当年惨案场景的纪录今天看来仍然跃然于纸、历历在目、痛彻心扉,恍如隔世。

  

  黑龙江--中国北方诸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以她博大的胸怀滋养着沿岸的各族儿女。但是在那一天--1900年7月16日,他流的是他的子民的血。

  

  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耕耘的浸满祖先汗水的土地,养育着江东四万儿女。但是在那一天--1900年7月16日,他流的是他的儿女的泪。

  

                  


  江东数万同胞,最终泅渡过江和官船接运回右岸的不足5000人。我有时想,如果中国军队戍备均实,或许俄国人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善良中国人对贪婪的北极熊保持警觉,早作准备或许血案不会发生;如果血案发生在冬季,80屯的中国人可以由冰面涉江,不会“露守江滩,绕越不能”成为“要地不要人”的俄国政策下的待宰的羔羊;但这只是我们善良的假设,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与此类兽性未泯的蛮族为伍,在国力孱弱或边防疏失时被杀戮几乎是一种必然。事实上那些侥幸逃到江西的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并没有来得及安居便遭到随后越过黑龙江的俄国人的第二轮杀戮,而翻山越岭一路逃亡到齐齐哈尔的幸存者又遭到俄国人的第三轮杀戮--哀我庚子俄难,哀我故土!

  

  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银无万数……江东六十四屯静静的离我们远去。瑷珲纪念馆有一幅隐喻这一场景的大型铜雕《痛失》,一位母亲抱着自己的女儿,尽管她的女儿还很丰腴,但她却静静的死在母亲的怀中。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中国当局曾依约讨还故地。俄国人百般推脱抵赖。对于自己的毁约行为,沙俄当局提出“中国人围攻海兰泡,俄国人正当防卫说”、“中国主动撤离、协议无效说”、苏联时期提出荒谬至极的“租借地说”,到了俄联邦又提出所谓“自古以来的俄罗斯领土说”。可谓耍尽流氓手腕,极尽诡辩之能,无耻之极。

  

  俄国人生性虚伪、阴毒举世公认。这个贪婪成性的民族对于吞进嘴里的肥肉是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俄国人说,“俄罗斯幅员辽阔,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土地”——其实此话应该再加一个注脚:不论是合法的土地,还是非法掠取的土地。俄国人又说,“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鲜血换来的。”——事实上中俄几乎没发生过真正意义的战争,俄罗斯侵吞中国大片领土,并没有付出什么血的代价,是边疆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一片片的倒在血泊中……

  

  俄罗斯有用“伟大的民族人物”命名地名的传统,由于对“伟大人物”的理解各异,所以俄罗斯每次政府更迭总要换一些地名,成为世界地名史的一大奇观。斯大林格勒被改称伏尔加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改称叶卡捷琳堡,列宁格勒被改回圣彼得堡……但江东六十四屯的地名,历经了沙俄、苏俄、远东国、苏联、俄联邦至今却从来就没更改过。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些殖民头子、警察、流氓、恶棍、骗子、无赖都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所在,具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政府执政理念的普世价值。俄国人还要将这些殖民头子、警察、流氓、恶棍、骗子、无赖世世代代的顶礼膜拜下去,教育后人开拓进取、再立新功呢。

  

  谎言重复一万遍就会变成真理,这句话曾是希特勒的至理名言,但希特勒还没有将谎言重复一万遍,四年内便做了鬼,而唯有“伟大的”三分像鬼,七分像匪的俄罗斯民族,可以由政府当局、研究学者、教育机构、新闻记者放大一些技术细节,甚至无中生有的罗织一些所谓的证据,发动国家机器经年累月的重复一个个谎言。

  

  即使秉持“共产主义”理念的苏联时期也经常纪念某某民族“自愿归并”、“重新合并”俄罗斯XX周年的活动。300周年、400周年、200周年、150周年……连喀山“自愿合并”450周年也要举行庆祝,这段历史就是喀山人被伊凡雷帝几乎杀得一个不留,这可真是“自愿”啊!……看来俄国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化妆舞会的癖好并没有消失,不管他换了什么社会制度、什么政党和什么主义。

  

  如今化妆舞会的癖好在远东正愈演愈烈……刽子手、殖民头子们的雕像在各地树立起来、组织不完的纪念活动、出版不完的专著、发行不完的纪念邮品,还有写不完的英雄史诗……如果说日本有一处给军国主义分子招魂的靖国神社,则俄罗斯遍地都是靖国神社。

  

       


  俄罗斯喜欢谈论自己的英雄史。在布拉格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博物馆里有这样的图像,城内燃着熊熊的大火,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围攻海兰泡,而“英雄的”“伟大的”俄罗斯儿女捍卫着自己的“故土”,孤身奋战。当年海兰泡全城的华人被屠杀殆尽的惨案在这里竟被描绘成了俄国人伟大的“卫国战争”。俄国人在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当年便由《阿穆尔报》的主编基尔希纳出了一本书叫《布拉格维申斯克被围和攻克瑷珲》,与博物馆这张油画可谓相互“印证”,为了臆造所谓“正当防卫”的“史实”和保卫家园的英雄主义,在事件发生当初便开始制造伪证,俄国人到了何等无耻、下作的程度,“谎言重复一万遍就会变成真理”可见一斑!俄国人每新侵占一个地方,在还没有产生什么俄国历史的时候,便开始建博物馆,估计也是这个用意。



  俄国人可以臆造历史,鼓噪虚妄的英雄史,堆砌莫名的自豪感。但作为中国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自己的血泪史则更是犯罪,就意味着可能会重蹈覆辙。

  

  读史可以明志也可以明智,让我们记住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那一个个悲惨的日子,让我们记住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在我们歌舞升平的时候,不要忘了惨死在江北、溺毙在江中的至今没有昭雪的10000亡灵。中国的惨案不光有南京虐杀、旅顺屠杀、济南惨案、平顶山惨案,还有庚子俄难;我们的国难日不光有9月18日、7月7日、还有7月16日--那个“流血的星期一”!

  

  如今江东六十四屯,那些昔日的中国故土只能依稀往梦似曾见。但作为中国人,你要知道--穆拉维约夫卡,不叫穆拉维约夫,而叫黄山屯;格罗杰科沃不叫格罗杰科沃而叫博尔多屯;谢米多姆卡不叫谢米多姆卡而叫大泡子屯;沃尔科沃不叫沃尔科沃,而叫段山屯。还有布丁屯、老虎屯、蓝旗屯、桦木林屯、南窝棚屯……让我们再一次呼唤那一个个我们曾经是多么熟悉的名字,重新认识这一个个几度欲还家,等待祖国母亲偶尔来喂奶却又无法相认的“弃子”。

  

  今外东北为俄寇这只远东寄居蟹强据,堆砌了层层叠叠的钢筋混凝土,埋设了密密麻麻的藩篱界桩,但这些连同上面蜗居的俄国人不过主权道具。黑龙江是北方诸族的母亲河,江东六十四屯是我们先人开拓耕耘的故土,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凭什么要欧洲人来画地为牢!俄罗斯人可以屠戮我们的人民、偷换我们的地名、破坏我们的古迹、隐匿我们的历史,但永远也抹杀不了隐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记忆和收复故土的决心,更改变不了这块土地是中国故土的属性。

  

  曾交涉收复江东六十四屯的清代瑷珲副都统姚福升有诗《龙江吟》:

  

  龙江万里戍楼空,

  

  斑点离离塞草红。

  

  江东六十四屯今犹在,

  

  何人光复大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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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杂谈:我对毛及文革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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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2009年01月;天涯论坛-闲闲书话;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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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指责毛的意义不大。人有善恶两面,任何人,具有毛的地位和权力,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这该是常识性的认识,不需要论证。


 



而毛能拥有如此绝对的权力,不能简单看成是个人权力欲使然,是当时中国那样的土壤,必然孕育了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权力。看看与毛同时期的蒋,不也权力无边吗?这有必然性在里面。


 



法国革命尚且反复曲折,中国革命当然也任重道远。以事物发展规律而言,袁世凯复辟,国共两党权力高度集中,文革悲剧,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


 


有价值的是,我们怎样从过往惨痛的经验中获得教训,使过程缩短,减少不必要的曲折。


 



作为中国知识层,对毛时代特别是文革的悲剧,在30多年过去以后,侧重点仍然放在对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指责上,没有更多从国民素质、制度管理等方面反思,怕是还不能很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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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确实如小雨所说——在回顾历史时,谁不会说从整个体制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具体而论类似的话?


 



其实就书话里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不会相差很远。毕竟,大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特别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更是所见略同。只是在具体细节或者说侧重点上,有出入。


 



具体在看待毛的认识上,我个人的侧重点在于:当时中国那样的土壤,必然孕育了毛这样的人物和毛那样的权力。与其指责毛个人,远不如反省孕育了毛的这一片沃土。只要这片土地不改良,那么,不是毛也会是别的另一个姓的人在犯着类似的错误。


 



而且,中国在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我跟上时代步伐,在这过程中的迷惘、曲折和苦难,在这过程中一些人和团体的所作所为,我以为,仍然有它的合理性在里面,有它可以谅解的客观原因。即使是现状,我也常有看不惯的。但我们这一片仍然没有改良好的土壤,能长出如别家田地里那样优质的庄稼吗?比如河蟹社会,好象人人可以讥讽,但河蟹的实质,不正是从上到下不知觉地贯彻于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吗?从这个角度倒可以说,河蟹社会体现了中国真实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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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文革。时至今日,我不知道中国有真知灼见的文革理论研究到了哪一步。但如果主流命题研究仍然停留在毛身上,诸如毛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的错误在哪?毛的错误能否避免?那么,这些专家还是洗洗睡了吧。


 



为什么文革能在当时的中国发生?它还可能发生在现在或将来的中国吗?为什么它不可能发生在西方或者美国?其中的差别在哪?找出这些差别,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避免悲剧的重演,这才称得上是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相关理论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为。


 



对我这样和文革无关的人,我所听到的,总的感觉是:除了毛、林、四人帮,其他人,都是受害者。受迫害的人自不必说。迫害人的人也说自己是受害者:我受骗了;我不得已。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扪心自问:为什么我这么幼稚地受骗了?而且成了从犯,或者遭到不公平的迫害,我的头脑在哪?我的公民意识在哪?当然这种反省比较恼人,因为书话里相当多人都亲历过文革。我相信当初绝大多数人的初衷是好的,只是由于当时那样的认识水平和那样的体制下,最终适得其反。文革的悲剧,落脚点应该落在全民族身上。


 



执政党对文革悲剧的解释是:毛骄傲了,加上年纪大了,糊涂了。其实,从执政党的发展轨迹来看,类似的悲剧早在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就有发生,只是范围和规模远不如文革浩大而已。拥护毛还是蒋,是当年中国大多数人做出的选择。


 



我一再想表明的是,不能认为文革是一时的错误而已,不能认为文革是一个人或一小撮人所造成的。文革的悲剧,作为中国人各各有份。孽是每个中国人造的,罪是每个中国人受的。其悲剧的根源,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素质和制度管理的落后。我们交付了这么惨重的学费,如果仍然认为文革的悲剧是一个人造成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我们就仍然得不到避免悲剧重演的教训。


 



我曾经在帖里表示——我始终不能放弃的,是对独立思考的推崇,甚于对真理、事实的追求,但后者,不容置疑地,排在第二把交椅。我这番话被一个网友斥责为——特立独行到了无知的地步,还觉得自己蛮有性格,真让人无语。难道现在丢人现眼真的也是一种扬名的方式吗?


 



以我的浅见,独立思考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不可替代的品质,甚于对真理的追求。以毛当年的威望,在广大中国人心目中“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这是毛及其政党通过自身不断创造的丰功伟绩赢来的广泛认可和信任。那么,毛发动的文革,虽然你我可能有过疑虑,但历史以往毛总是最终代表着真理,我们就闭着眼睛跟他干下去吧。一个人,特别是一个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不能保持独立思考,违背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认识,盲从于权威和“真理”,到头来还自认为是受害者,是受骗上当了,“知识分子”体现在哪?现在中国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个书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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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现实的状态是:第一,它不可能是“公民应该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评论过去和现在的政治领导人”;第二,它不可能有“法律保障自由平等公开的讨论”。


 


但对文革的反思,以当前现有的资料,以相当多研究者亲历文革的身份,即使有关部门不“开放相关档案”,仍然足以得出根本结论。